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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孔子的武道观(之三)“足兵先戒”的国防观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著名军事理论家钮先钟先生对这一节曾作如下评论: 孙子未作“富国强兵”之论,而孔子则有“足食足兵”之言。这似乎显示孔子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孙子较为宽广。尤其是“足”字更含深意。孔子似乎认为国家的军事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宜过度发展,只应以足够保护国家安全,增进人民福祉为限度,若过度扩张则反而有害无益。这的确是高见而为后人所不及,以战略观点来看,这个“足”字似与197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家所主张的“足量”(suffiency)观念所具有同样的意义。[①] 钮先生这里特别强调了“足”字,可谓切题。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学者是在核子武器出现,战争双方面临互相毁灭的难局后,才迫不得已反向求解,由追求无限火力转而思考“足量”问题。而在漫长的常规战争时代,西方兵学界是缺乏“足量”观念的,所以非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始逼出富勒将军的一番深刻反思: ……战争对于政治家的关系,就正好像手术刀之于外科医师一样。不管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若政治家的目的是纯粹毁灭性的,那么军人的行动就与屠夫并无区别了。但假使说政治家的目的是建设性的和治疗性的,则军人的行动就应该是和外科医生一样。由于丧失了机会或误解,或者是缺乏知识和技术,一个外科手术也可能会失败,但若是以屠夫的目标来当作外科医师的目标,那却是非失败不可,而毫无其他的可能性。[②] 这番宏论,对西洋兵学界无疑是个新观念,但若听众为中国传统之士,反可报一个会心的莞尔。 如果说两个“必不得已”反向表述了孔子对“食”与“兵”的高度重视。“信”的理念的注入,则再次强调了传统中国治国的最高境界,不在竞争与斗争,而在对二者的消弭与转化。所以传统中国才能既不走上军国主义的途径,而又能于温情礼乐的同时不失其雄浑刚健。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个“足兵”的过程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更非可以“临时抱佛脚”的。正如英国皇家海军的信条所展示的那样,一艘主力舰从设计到形成战斗力,至少十年;而海军精神的形成,则至少一百年。所以孔子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同时,从战争史的视角看,春秋又正是国史中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转折期,虽然其时的战争形态仍有很大程度的贵族性,但一国一家的安危存亡,已不再取决于少数人的骑士式对决,而越发突显团队精神与民众素质的重要了。所以当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时,(同上)就已经开启了下一个层面的检讨了。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七年”,钱宾四先生解为:“古人约言数字,常举奇数,如一三五七九是也。三载考绩,七年已逾再考,此乃言其久。”[③]实质仍在于从自信中体现了孔子对武备的重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向来多解。孟子有言:“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章句下》)朱子注作:“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四书章句集注》)钱宾四先生解作:“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④]李泽厚均不从,再转换视角解作:“不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叫做抛弃他们。”[⑤]这里,孟子的视角重在民本,朱子的视角重在邦国之兴亡,钱氏与孟子同,李氏则显在强调“国防普及”。虽视角各不相同,但本质并不矛盾。表现的仍不出前述一番“慎战”观下,对武备的密切关注。说的更“现代”一些,也就是前述国防观的教育化与普及化。殊不同于后世腐儒们的谬论。按钮氏的认识,这正是孔子思想中又一个“孙子所不及”的特点,因为“孙子虽然也重视部队的训练,但对于全面国防教育则未能像孔子这样的重视。”[⑥] 这一切的实践显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现实世界中的暴力威胁却随时可能降临。所以孔子才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又说: 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这就要求国家战略: 这个思想发展到曾参的门人吴起,就有了如下一番宏论: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持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吴子·图国》) 所以明主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同上)在方法论上强调“以治为胜”和“教戎为先”。(《吴子·治兵》)这里的“治”与“教”,无疑颇能体现孔子的武备理念,升华之后就有了那句“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的战略黄金律。(《吴子·料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中的“教”是应该同时包含了文教与武教的。直到近世西力东渐,曾文正答慈禧问,说:“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的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⑦]也还是没出这个范畴。
总结
综上所述,孔子的武道世界本着“慎战”的战争观,以“仁智勇艺合一”的武德精神,去践行其“足兵”和“远虑先戒”的国家战略,对中华传统武道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元理论的内省可以不涉及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但正如《周易》“系词上传”中所云: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儒家本着“一个世界”的内向超越,作“修齐治平”的同心圆扩散,则其一切元理论,无论文德武道,最终都是要走出纯学理的象牙塔,去“举而措之天下”的。这就要求加入历史的观察法,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知识、民众基础,分析其外向的践行与流变。而不同元理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激荡也绝不能忽视。如此举凡:孔子思想与孙吴思想对传统武道精神的交互影响,此等武道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的“外用”演进,两宋之后衰颓的外力与内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武道精神的艰难转进,近世中日武道精神及其实践个案的对比研究……都不仅仅只是历史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学理问题,而更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导向”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雄汉盛唐的辉煌后,自两宋以降,直至晚清海通前夜,伴随着近世市井文化的泛滥,君主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得君行道”思潮的低落,在“内圣”一面艰难转进于乾嘉考据的“故纸堆”中的同时,“外王”的一面已先发生一个不良的崎变,相伴生的就是武道精神的衰颓。尤其不幸的是,中华文明正在此时遭遇了以工业革命的成功为基础的西方列强的霸权侵略。军事的连续失败暴露出政治与经济的落伍,但也不幸引发了激进思潮的空前泛滥。体现在思想领域,就是文化虚无主义的一度甚嚣尘上。[⑧]结果就是中华文明的空前大断裂。而儒家思想更作为众矢之的而跌入了三千年来的最低潮,甚至一度被作为“愚昧”“野蛮”“封闭”“落后”的代名词,而倍受各种“非学术性力量”的摧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渐有“一阳来复”的新趋向,因为历史的演进已渐渐证明,自绝于传统的现代化,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这就预示着,在经历了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失序之后,我们将再一次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一次新的统合。在吸收新的文化内容的同时,本着批判而非谩骂,建设而非破坏的态度,将传统文化作全新的阐发。但这只是我们片面的理想,环顾今天的国际环境,“圣战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尘接而起;跨国贩毒,环境污染,全球性恐怖袭击……也正日益构成困扰人类的全球性人道灾难新课题。正由于此,当我们在新时代阐发中华文化重建的新景象时,自然要以文德的重建为核心,但传统武道精神的创造转化同样刻不容缓。因为这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段内的现实挑战。以此论之,本文的草创仅是更多问题的开启。而其解决则有赖于中华学人的群策群力,庶几以达夫子的“守先待后,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①]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第1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1。 [②] [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卷,第54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8,1。 [③]钱穆《论语新解》,第350页。三联书店,2002,9,1。 [④]同上,第351页。 [⑤]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2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1。 [⑥]钮先钟《孙子三论》,第125页。 [⑦]《曾国藩全集》第一卷,第42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2,1。 [⑧]参阅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商务印书馆,2002,2,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2。 孔子的武道观(之二)“仁智勇艺合一”的武德观
孔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突破性意义,首在于对人道的昭显,即“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同理,孔子的武道观,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战争观念,而一定是要由具体的人来承载并施以践行的,而这种昭显武道的德性,就是武德了。所以紧接着检讨的就是孔子的“武德观”。 概括的讲孔子的武德思想,就是仁智勇艺的合一。其中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勇”,甚至可以说“勇”是贯穿东西方武德的一个共性。只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最大的“勇”莫过于对生死的坦然。因为对任何一个人,生与死都只有一次。当死之时舍生已很难,更何论当生之时忍死?而武道的特质,也正在于它要随时面对生命的直接毁灭与坦然奉献。所以要理解孔子的武德观,就要先明了他的一番生死观。 孔子重生,故有: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子路)曰:敢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同时更注重生而有意义,所以反对人生的极端化和物欲化,故而才又说: 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这里的“守死”讲的依然是“重生”,但重生的背后却另有他的一番超越于“重生”之上的人生操守。所以若因“重生”就说儒家缺少殉道精神则又不然。最明显的例子莫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两句夫子自道。而若考诸孔子的生平,又不难发现,这两句话绝非单纯的抽象说教,而更有着践行的佐证。如斗蒲过匡,宋国遇险,在陈绝粮,都是代表性例证。尤其是在陈绝粮,弟子多病,面对子路“君子亦有穷乎”的愠色质疑时,孔子有的已只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坦然。(《论语·卫灵公》)这与欧洲中世纪的殉道者们很相似,但平添了一分人间世的亲合。而这种理念更已深深融入孔门诸子弟的言行身教之中。所以才有: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有了上述认识作基础,就不难理解何以孔子一方面批判“好勇疾贫,乱也”(同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但终归没说恶“勇”本身,而只是“恶勇而无礼者”。(同上)原因就在于: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二十)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用子贡的话说,后者正是“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并不排斥勇,并且一直在追求着“不惧”的境界,只是认为必仁智勇合一,才是君子之道。于此见出孔子对“仁智勇”的关系界定如下: 智者可以同时是仁者或勇者,但不必然是。 勇者也可以同时是仁者或智者,但同样不必然是。 仁者未必一定同时是智者,可一定同时是勇者。 很显然,三者中“仁”占有特殊位置。也可以说,至仁未必是至智,但一定是至勇。因为诚如上述,“仁”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殉道”性。失去了这层终极之勇,就不能视为真“仁”。即“勇”从本质上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智”则更多关涉“能不能”的问题。所以“仁”与“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共生。反之,以独立的“勇”而言,同样不必然与“仁”与“智”产生逻辑上的必然共生。所以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即失去了“仁”的“勇”与“智”,依然成立,这是一个何其可怕的事实!近人往往能意识到“无仁之勇”的危险,却也往往忽视“无仁之智”的害处。正如一战中的毒气,二战中的集中营和无区别空袭,以及今天的高科技犯罪,皆不幸验证了孔子与老子的担忧。但孔子终于未像老子那样走上一条“反智”的道路,[③]而是努力将“仁智勇”整合在一起。不然当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就不会答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由此可见,武德当然不能无勇,但单纯的勇也绝对构不成武德。这就与日本的“武士道”产生了一个质的区别。因为武士道最强调的是“忠”,所以最大的“勇”也就是最大的“忠”。而“忠”属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派生物,社会本身则存在很多原始罪恶。日本人的“忠”较之儒家的“忠”又因为神道的影响而更加非理性化,并且由于经历了漫长的武家政治时代,而更强调其政治层面的军事性单向服从性。所以“武士道”的“忠”虽然很能够产生力量,但却也往往因为过于执著于一时代的价值观而失去人道的超越性关怀,从而因为力量的失控而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从历史上武士阶层对平民的“试刀权”,到近代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代天讨不义”口号下的一连串大屠杀,皆属著例。而在这一系列可怕破坏力的背后,呈现出的正是人性的异化,与人本身的被符号化。正如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本为更有利于人类大群的生存,与福祉的积累。但极端所趋,本未倒置,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兴起,反先将千万具体的生命作强迫性的牺牲,去一争工具论的短长,实质就是终极关怀的丧失,与世俗化权威的过分膨胀。而这正是科学与技术无论怎样发展都不能解决的一大难题,甚至有时恰助长其罪恶。所以孔子讲“忠”,其实是在讲建基于人性基础上的“尽己之心”,必上联以孝,下接以恕,而并不单纯的强调“忠”,也不强调某种神秘主义下的非理性进取精神(所以才不语“怪力乱神”),尤其不强调政治化了的单向服从。所以在儒家的价值结构中,不仅“仁”在“忠”上,“孝”也在“忠“上,因之最大的“仁”才是最大的“勇”,故有“仁者无敌”的古语。所以曾子才会对其门人子襄说:“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以上算是对仁智勇的检讨,很多已成为历史的常识。此外还有一个“艺”的境界却往往被忽略,或许与《论语》“为政”篇中那句“君子不器”有关。但是后者孔子只是提倡“志于道”的君子之儒,去“以利为利”的小人之儒,对“器”或“艺”本身,都并未贬损。唯强调任何能力都应该建基于求道成德,为仁为义之上,才有价值,而不应沉溺于手段本身,逐末忘本。这和上文孔子论“勇”是一以贯之的,不然孔子就不会称子贡为瑚琏,(《论语·公冶长》)也不会提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了。(《论语·述而》) 这样孔子的武德精神就清晰了。他以仁为本,以智勇为内向支撑,而以艺为外向践行体现,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鲜活个人,“穷”则以此“刚”济人生之“柔”,守住个体的人性尊严;“达”则兼济天下,来捍卫一个和谐的“人间世”。后者的具体展现,就是“足兵先戒”的国防观。
孔子的武道观(之一)
孔子的武道观
王 鼎 杰 摘 要:孔子的武道思想本着“慎战”的战争观,以“仁智勇艺合一”的武德精神,去践行“足兵先戒”的国家战略,对中华传统武道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两宋以后,随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病象渐呈,这种武道思想也日趋衰颓,海通之后又受到长期文化磨合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的激烈冲击,结果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作为众矢之的而跌入了三千年来的最低潮。从而使相关研究构成了今天中国文化重建运动中的一个子课题。
关键词:孔子思想;武道精神;国学研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学热”以来,大陆学术界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研究,又渐有“一阳来复”的趋向。而孔子思想在其中又正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从今天分科研究的角度看,相关论述范围甚广,惟独对孔子的武道思想,似乎至今鲜有专论。当然,儒士既不同于北宫黝、孟施舍之流的勇者,(《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也不同于狼曋、南宫长万之流的武士。(事分见《左传》“文公二年”“庄公十一年”)而自有其传承自上古巫史、礼官的一个“儒”的身份,所以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 但是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射”和“御”,无疑源于武道的素养,这是与当时战争的需要密切相关的。而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以“说礼乐而敦诗书”为据力荐郤穀的事例来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则其他四艺也尽可作武道的转换,一如“射御”同样可以作为“礼乐”精神的体现。所以孔子才说: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可见“孔门六艺”原本就是一种文德与武道相和合的教育方式。而考诸孔门诸生以兵事见长者,较之当时的一干武士,正可说不遑多让,乃至犹有过之。如鲁哀公十一年春,齐鲁会战于郊,鲁军在右师失利的情况下,犹能大败齐军,使之“不能师”,关键就在于鲁左师统帅冉有的指挥得当与其车右樊迟的智勇双全,而这二人皆出于孔门。(《左传·哀公十一年》)战后: 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 而孔门众徒中,以兵事见长者无疑又远不止此二人,最显著的仍当推子路的武勇为第一。其他又如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师徒一行去陈过蒲,恰遭遇了公叔戍的叛乱: 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急。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史记·孔子世家》) 又如曾参,虽不以武道见称于当世,但从孟子论养勇对他的两次提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和吴起学于曾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两条史料间接推断,似乎也传承了相当的武道修养。这就与上述“卫灵公问陈”构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张力,而孔子武道观的检讨,正可从此展开。
“慎战”的战争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无论从制度史还是文化史的视角看,都是国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期,一方面是周朝宗法封建制的瓦解,另一方面是传统的王官之学散为民间学术思想的百家之言 。[①]孔子居于斯世,欲以仁义的新内涵来光大礼乐的旧传统,在现世重建一套体现宇宙法则的人间秩序。这也就注定孔子不仅要思考人生个体的“逍遥游”,而且要思考人生大群的社会性和谐。如此一来,作为人类社会性活动中一个很特殊但又很普遍的现象——战争,在孔子的思想世界中必然要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为我们认识孔子的武道世界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孔子论为政,首在文德的昭显,故对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与野蛮性深有批判。《春秋》要贬楚王为楚子,原因正在于此。追溯起来,如果说诸夏封国,定公侯伯子男之制,是封而后建,其立国的合法性源于周天子的策封,以及策封背后所体现出的一种共性的文化精神。而楚国兴于周文明的边缘地区,靠武力扩张而造成其雄霸南方的既成事实后,始强迫周天子对其王号加以追认,迹近于建而后封。所以楚人尚力。一部《春秋》,诸侯互斫,累计灭国五十,楚独占二十一,居列强灭国之首。故楚人坦言“我蛮夷也”,公然说: 我有敝甲,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 甚至在外交场合,也仗武力而行霸权,最为诸侯所不耻。如鲁僖公二十一年盂之会上公然劫绑宋襄公,和鲁昭公十一年申之会劫杀蔡灵侯,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相比而言,孔子可谓一生推重“诚”与“信”。但他推重“诚信”的背后,却并非如现实主义政治家那样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仍是为了践行他的一番终极关怀。其形而上的历史总结就是《中庸》篇首那句“天命之谓性”。正因为人有人性,兽有兽性,花木草石莫不各有其性,所以讲“不诚无物”与“各正性命”,实则都是建基于这个“天命人性观”之上,强调人性坚守的重要。而“丛林法则”的罪恶也正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兽性的法则,推行它就难免要丢弃人性,使人重新走回人类早已告别的丛林深处,上演比兽性的弱肉强食更可怕的现实。所以孔子才要贬楚王为楚子。但是否就等于说,孔子就是一个绝对摒弃战争的理想主义和平者,从而不复再有继续往下检讨的必要呢? 孔子当然一直在追求“近者悦,远者来”的社会性和谐。若远人不服,首要反省的就是自己的德行。但若远人不服而又来,即本着一套“丛林法则”而行弱肉强食之事,那么片面的“非战”与“弭兵”,不是正变相助长了“弱肉强食”,从客观结果上承认了“丛林法则”吗?除非人类能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希翼的那样,只要所谓的个体解放,从而以否决人的群体性也就是社会性本身为代价,才能摆脱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社会性矛盾。但验之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逆转”恰恰是无法实现的。故孔子相夹谷之会,以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在三家束手的情况下,依备而应变,据礼而陈理,终以一弱国赢得重大外交胜利。(《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子贡问为政,孔子才答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既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并不诲言“兵”与“战”。 有了这样的一番体认,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易》中的《师》《比》两卦了。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文化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周易》,而尤以儒家更为明显。具体来看,阐释了中国先民“战争观”的师卦下坎上坤,阐释“为政观”的比卦则下坤上坎,都是五阴爻一阳爻。前者的九二与六五虽不当位,却阴阳爻对应,正表现了虽然手段本身为变态,却仍可用于恢复常态甚至伸张正义的战争观。而后者反之,是六二和九五,关键的两爻既当位又阴阳爻合和,就是“治国之道”为政胜于用兵了。所以才有: 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 “齐”就是“斋”,体现的是祭祀前的一种虔诚心境,推广即敬天与知命。“疾”,朱子注作,“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四书章句集注》)“战”紧随“齐”出现,正体现了“邦之大事,惟祀与戎”的精神;下接以“疾”,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人文关怀,故朱子注作: 战,则众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四书章句集注》) 也就等于孙子的: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 那么什么又是“慎”呢?慎就是不轻视,既不是好战、求战,又不是怯战、避战,而是本着“敬天知命”的态度“好谋以成”。 综上所述,孔子的战争观,是为了捍卫其为政观而派生出的第二性表现,在方法论上属于“权”与“变”的范畴(本质还是“中庸”)。形而上的实质就是要捍卫他的终极关怀。其方法论的推衍就是《大学》里“修齐治平”的同心圆扩散。所以才会有后世中国人一番圣于内而王于外,平于内而成于外,安于内而攘于外的治国观。其至高境界,端在使全民都能在“天下太平”中和谐共处,进而达于一种高度“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的田园诗般的生存状态中。[②]至于“竞争”则为“非常”,“斗争”则一转为变态。所以开篇卫灵公问阵遭驳,原因正在于当时的卫国因为南子乱政,太子政变失败外逃宋国,家内国内皆已高度混乱。灵公却欲于此时联合齐国外向争霸于晋。这种仁德不修而急于武事的做法,在孔子的眼中正可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所以才甩个软钉子给卫灵公,以示劝谏。但若一转而依据孔子答语字面上的解释,而完全抹杀孔子武道思想的一面,却又不免失之偏颇。这就为仁与勇、文与武消弭了外在的张力,反求诸己,内向归约出的是一个“仁智勇艺合一”的武德精神;达之于外,扩展出的则是“足兵先戒”的国防观。下面就让我们逐一加以检讨。
从北非的沙尘到太平洋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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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非洲军团与美太平洋舰队 的初步对比研究
王 鼎 杰
对于二战发烧友而言,德非洲军团与美太平洋舰队,无不可说如雷贯耳。抛开意识形态的成分,前者早已成为传奇的代名词,后者则直到今天仍是海上霸权的象征。但二者一属轴心国,一属同盟国;一为陆战单位,一为海战单位;空间上的差距,更远非万里之遥所能形容。应该是高度缺乏可比性才对,但笔者却将这样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单位拉到一起作“对比研究”,岂非故弄玄虚?可一如非洲军团的风格,很多乐趣正从似乎的不可能中产生。
战场的对比 1941年2月,隆美尔初到北非,就敏感的意识到,空旷辽远的北非沙漠,较之欧洲战场,很少名山大川的自然障碍,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行动,都一如沙漠中的沙粒,“全是流动的”。在这里作战,与其说是像陆战,不如说是更像海战。而一支支的装甲纵队,正如一支支的舰队,阴暗天空中一颗颗孤星似的绿洲,则正如海战中的中继港和补给岛,构成后勤的骨架与争夺的焦点。并且由于北非特殊的政治背景,而成为二战中最少受战场内部非军事性因素制约的一个战场。所以隆美尔从一开始就像指挥海军一样挥动他的铁甲利剑,这种敏锐的直觉,一直令后世的战史学家们感佩不已,既如鼎鼎大名若利德尔-哈特也不例外。单是这一点,就已为二者的对比研究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太平洋战场与北非战场的相似点是很明显的: 〈1〉太平洋的辽远与广阔极类似于北非,所以同样呈现空前程度的机动作战,因而也就特别注重机动部队的价值。所不同的是,由于陆海战性质的差异,北非倚重的是以装甲为核心的机械化部队;太平洋倚重的则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舰队。 〈2〉基地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至少直到今天,就算有了核动力的重型航母,也没有任何一支舰队可以无需基地而横行四海。因为纵然燃料可以无缺,淡水、食物的补给,装备的中转储备,仍是大问题。而陆基航空兵也还是不能单纯的用舰截机代替。回到二战时代就更是如此。这也才构成了从吉尔伯特到马里亚纳,经莱特湾而冲绳岛的一连串血腥之旅。 〈3〉由于当时太平洋上的岛屿要么是殖民地,要么是委任统治地,就算有一些无人问津的独立王国,也尽是些长期与世隔绝,无力左右战局的土著。所以这个战场同样很少受到战场之内的非军事因素的制约。从而为日美之间长达45个月的血腥搏杀,提供了一个极类似于北非的舞台。
战法的对比 说起非洲军团的战法特点,实则就是解构隆美尔的战法特点,总结起来有如下四条较为重要: 〈1〉注重突袭性。 早在一战期间,当隆美尔还只是山地部队的一名连级指挥官时,他的每一次攻防就已深深打上了此种烙印。到二战时期,从法兰西战役时的“魔鬼之师”,到北非战场的“沙漠之狐”,正标志着此种风格的不断成熟。但其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最高荣誉,还是在非洲,与“非洲军团”一起获得的。 当其初到非洲之际,就不顾兵力与后勤的制约,无视最高统帅部“四月底之前不得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的指令,断然发动奇袭,以灵活的战术大败优势英军,仅两个星期就使英军两个月的战果(对手是意大利人)化为乌有。此后如萨卢姆防御战,十字军作战,1942年的夏季反扑,莫不是以劣抗优,而以出人意料始,又以出人意料终。所以才有战史家评论隆美尔,“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间与地点,通过一次次出人意料的奇袭,赢得一场场出人意料的胜利。” 所以早在隆美尔在世之日,他与他的非洲军团就已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以至很多同时代的名将,也不得不妒忌的承认,在很多别人看来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隆美尔胜利了。 〈2〉充分发挥战略的进攻优势以获取战场主动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战术的防御优势。 这句话的前半段可以说早已成为二战迷们的常识,但正由于在上述奇袭原则下,隆美尔“其疾如风”的攻击给人的印象太深,以至后半段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实际上,隆美尔并非那种猛打猛冲的“战将”,其战法精髓实则就在将攻防完美的加以协调,以至很难区分是攻是防的境界。 综观隆美尔在北非指挥的一连串会战,不难发现,他总是在战略上取攻势 ,从而牢牢抓住战场的主动权。转后调动已处于被动状态的英军扑向他精心设计的战场。他巧妙的将其装甲力量隐藏在其以88毫米高射炮为核心的反坦克火力网后,待英军惨遭“巴拉克拉瓦”式的挫败后,始放出其完整的装甲单位,杀向英军的薄弱环节。如1941年的萨卢姆会战,十字军作战中的“对攻”,1942年的西昔兰尼加之战,和稍后的贾扎拉会战中的釜地作战,都是此类经典。这就将机动战变为阵地战,又从阵地战中获取机动战的胜机。 〈3〉极富创造性 如用88毫米高射炮反坦,至今仍是战迷们津津乐道的“传奇”。又如贾扎拉会战中的釜地作战,背列英军雷阵,陈兵于低地,以至英军怎么也无法相信这是隆美尔的主动选择,从而作出了非洲军团已山穷水尽的结论,却不知战局的逆转正从6月1日这天开始。像这类的事例还有很多。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战风,塑造了非洲军团的辉煌。而如果再考虑到他们还处在装甲战的初兴期,也就不免更为其成就感慨。 〈4〉注意初战后的追击,最大限度发挥战果。 这一点在1941年的昔兰尼加之战,与1942年贾扎拉会战后的疯狂追击中最能体现,其原因除了隆美尔的作战风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洲军团与盟军相比,始终在物质力上处于一种高度匮乏的处境,如不能将战果作超常的发挥,很难取胜。 转而再看美太平洋舰队的战史,我们就会不无惊讶的发现,前三条也正是该舰队的特点,只有第四条构成了二者的差异。 〈1〉虽然美军始终处于一种物质高度丰足的状态,但却并非那种一味仗蛮力取胜的军队。从杜立特空袭东京,到1943年对腊包尔、特鲁克的航空奇袭,再到1944年日本内防御圈海空基地的一连串闪击,无不强调奇袭的效果。具体讲,就是充分发挥以快速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编队的威力,结合准确的情报与缜密的计划,往往深入日军海洋防御圈纵深上万里,对沿途基地一一奇袭,再扬长而去,很让人联想起非洲军团装甲群的千里走单骑。 〈2〉与日本联合舰队不同,美太平洋舰队对日德兰式的公海决战始终并不热心。中途岛海战前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从珍珠港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则是因为美军已找到了新的海战模式。那就是通过对日本岛屿防线的薄弱环节的奇袭获取主动权,然后利用其雷达侦察和情报破译的优势,张开以高炮火网和截击机群组成的环形防御圈,静待一心追求公海决战的日军一头撞倒。然后或转向追歼残敌,或继续于岛屿攻坚,以将之改建成下一轮进攻的跳板,与封锁其它岛屿上日军的基地。这就变海战为两栖战,再从两栖战中获取海战胜机,从而革新了传统的海战模式。与前述隆美尔的战风正好是同曲异功。 〈3〉一直以来,太平洋舰队的赫赫战果不免为其强大的物质优势所掩盖,实则该舰队的创新精神丝毫不下于非洲军团。战法创新如“跳岛战术”,后勤创新如新式补给舰队,技术发明如跳弹、两栖输送车等等,早已成为战迷们的经典。但最大的创新往往被忽略,那就是自一战以来,“日德兰”模式始终是海战的主流战法,美国海军也不免俗,直到珍珠港被奇袭,才意识到航空海战时代的到来,乃迅速进行转型,并青出于蓝的建立起一支远较日本更强大的也更前卫的公海舰队。这就充分体现了美军的善于学习,和从学习中的善于创新,而日军的错误也正在于,误把美军当成了一支贪生怕死,只靠物质蛮力的低等军队。 〈4〉关于“扩张战果”这一条,非洲军团与太平洋舰队有很明显的差异。后者自中途岛以来,无论获取多大的胜利(如马里亚纳猎火鸡),都很少像隆美尔那样一泻千里的直追穷寇。原因既有指挥官风格的差异,(如斯普鲁恩斯的谨慎,明显地不同于哈尔西、巴顿,更不同于隆美尔),又有前述物质力的问题,即美军太强,所以无需冒险,只要满足于仍执著于“日德兰”模式的日军,在一次次落空的决战中失血衰竭,就能获胜,这点下面还要提到。
作战单位的对比 如前所述,由于战场的近似,所以二者都很注重机动力量与运动战。唯陆海战本身的差异,而使二者一为装甲战的经典,一为公海舰队的神话。但无论是隆美尔的装甲集群,还是太平洋舰队的快速航母编队,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同时具备了强大的机动力、火力与战场生存力。所以也才使二者成为主宰战场的骄子。 而更有意思的是 从敌军的立场剖析。英军虽然始终清醒的认识到,德国装甲兵是非洲军团的核心,也就是北非轴心国大军的灵魂,反之就是对同盟国最大的威胁。所以从韦维尔到奥金莱克,都一门心思的放在扑歼隆美尔的装甲力量上。却忽视了装甲部队因为拥有强大的机动力,飘忽如风,尤其在北非这种一马平川的战场,很难用直接打击的手法加以围扑。所以猎狐者反被狐猎,或因追求合围而分散兵力,给非洲军团提供了逐个击破的战机(如“十字军”第一阶段的攻防);或一头撞在隆美尔的机动反坦克火网上,损折惨重(如“战斧”作战,与贾扎拉会战的釜地作战)。直到蒙哥马利来到北非,也开始借鉴隆美尔的攻防互换战法,并结合英军的特点,以进攻获取主动权,然后先歼灭德军稀少而宝贵但又机动力相对较差的步兵单位,变机动战为阵地战,从而迫使隆美尔投入装甲力量进行决战,再变阵地战为拼物质储备的消耗战,从而靠数量压倒非洲军团的质量,才最终赢得阿拉曼之战的胜利。 而日本联合舰队同样始终清醒的认识到,美快速航母编队,是其头号大敌,山本更清楚,机动部队很难用直接攻略扑捉,所以才发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中途岛海战,却未料到秘码被破译,反被美军伏击。而山本自己也不免在十个月后落入同样的下场。之后日军便陷入和英军一样的错误之中,而且愈发偏执的追求“日德兰”式决战,结果成或一头撞在美军火网之上(如马里亚纳);或追来逐去,仍不能抓住美军任一支机动编队加以消灭,相反奔劳于几个战区之间,而不能对任一产生决定作用(如吉尔伯特群岛之战)。终至1945年冲绳岛会战期间的“全军玉碎”。
后勤的对比 同样由于前述战场的近似,而产生出又一个共性,那就是两个战场都对后勤有高度依赖。 实际上,现代化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后勤的作用日渐重要,而使之相对训练、作战、指挥而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军事艺术。如今天的美军,后勤人员要比作战人员还要多一些。而北非与太平洋,一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属区,一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从人的自然性上讲,都是很难存活的地区,更无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大军往来拼杀,这就为后勤提出了空前残酷的要求。 隆美尔可以说高度重视作战后勤,尤其是非洲军团的战场抢修,完全可以说达到了高度艺术化的境界,以至德军经常是坦克越打越多。但与同时代的大部分名将一样,隆美尔仍不免受很多思维定式的束缚,即忽视战略后勤。最有名的就是他对参谋本部所说的那句,“我的任务就是作战,东西如何运上来,是你们的事。”加之轴心国物质并不丰足,非洲又是次要战场,遂为非洲军团最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反观美太平洋舰队,本身物质基础就很雄厚,又始终注重各类后勤保障,也可以说太平洋战史中的一个很辉煌的篇章,就是盟军后勤力量默默无闻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后勤奇迹。才使太平洋舰队超出传统海战的空间禁区,一次又一次的在远远超出日军意料之外的时间与空间上,发动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奇袭。而这一点却正是后人尤其是一般军事爱好者所容易忽略的。
总结 以上的对比,初步而仓促,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助于广大军事爱好者,由单纯的“爱好”升华到带有一定学术研究内涵的有心人,再积以年月,伴随着我们“网上军盟”的不断扩张,而成为一名关心国防又具备高度职业素养的新战将,而不再只是袖手的看客,本文的高地也就攻破了。 飞越 巴 尔 干飞 越 巴 尔 干-- 记1941年克里特岛之战文 / 王鼎杰
背 景
德军1941年春季在巴尔干的闪电进军,对唐宁街十号的战争决策者们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唯一的庆幸在于,由于强大的皇家地中海舰队的存在,英军虽失去了大陆,但仍控制着一连串孤悬海外的希腊岛屿。其中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西北距希腊大陆约96公里,东南距亚历山大港与尼罗河三角洲约563公里),因具有如下多重战略意义,而迅速成为新一轮的焦点所在。 一、为盟军重返东南欧保留了一个强有力的前进基地; 二、对交战双方在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的航线都有重大意义; 三、利用该岛的机场,可以空袭轴心国在欧陆的基地。尤其随着盟国空军航程的不断提升,早晚将延及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区,那正是第三帝国继续扩张所必不可少的输血库。 这就给德军在巴尔干大陆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难以挥去的阴影。可德国海军本就先天不足,在地中海的存在更是微不足道。意大利海军若单从吨位与舰数上讲,并不弱于皇家地中海舰队。但致命的缺陷在于: 一、从军舰设计上讲,意大利人过于拘泥于一战经验,对舰载雷达等新技术反应迟钝,完全不具备夜战能力; 二、由于意大利本身的地略价值,意军高层认为阳台状深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本身就是一个巨型航空母舰,所以忽略了对航母的发展,但意大利空军恰恰极弱,且极度缺乏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这更进一步削弱了意海军的战斗力。 三、由于意军高层对航空母舰的威力,既缺乏如山本五十六般的战略预见,又缺乏如坎宁安那样的战术创新。所以从舰队防空到军港守备,都严重滞后于现代化战争的发展。这就为塔兰托遭奇袭埋下了不祥的伏笔。 结果是自意英开战以来,意海军无论是士气还是实力方面都是连遭重创。此刻指望他们去为攻占克岛夺取制海权,无疑望饼充饥。 最关键的,与老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同样对海洋久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所以对进攻这样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他是并不热心。而该岛恶劣的地理特征,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战 场
作为地中海第五大岛,爱琴海第一大岛的克里特岛,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首府干尼亚。东西平均长约250公里;南北平均宽却只有约32公里,最宽处约60公里,最窄处不足18公里。 就是这样一个扁长的小岛,几乎全都被光秃陡峭的山峦所占据。自西向东依次为:白山、伊达山、腊西提山、希提亚山。尤其在南部,高崖陡峭的立在海岸线上,找不到良港,只有一些散布的小渔村;北部山地入海之势较为平缓,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散布着几处山间平原、港口与机场,其中最好的锚泊地在苏达湾(因北面有险要的阿克罗蒂里半岛作屏障)。唯一的现代化机场在中部偏东的伊腊克林。西北端靠近苏达湾的马莱迈机场尚未完工,只适于起降战斗机,中西部的雷西姆农机场则只有跑道。事实上,该岛最适于大规模登陆的地点,正在西北端的马莱迈-干尼亚-苏达湾一线。这拉长了守军的补给线,但也使德军的抢滩空间缺少悬念。 交通状况也很糟糕。岛上河川密布,由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大部分河川流速湍急 ,且要穿过险峻的山谷。对于前述最适合登陆的西北部战场而言,丘陵连绵,多窄深峡谷,偶尔才有一两处较宽的谷地。唯一的贯通东西的公路沿北海岸展开,像一条长线,自西向东串起卡斯特利、马莱迈、干尼亚、苏达湾、雷西姆农、伊腊克林和西提亚这一连串“珍珠”。由于路面狭窄,重型卡车不能交错通过。沿途地形起伏而多急转弯,所经桥梁载重无一超过七吨。又没有与之平行的辅助公路网。至于南北向贯通全岛的公路则一条也没有,另外有三条窄轨铁路,但无益于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 这个地形无疑给防御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更不利于进攻者。该岛北部山地斜坡上密布的葡萄园、橄榄树和杏树林更是极有利于守方的伪装,而高度不利于攻方的空中侦察和轰炸。似乎,德军将又一次望洋兴叹。
斯 图 登 特 的 介 入
自1939年总掌德国空降部队的库特·斯图登特将军,无疑算得上二战期间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他的传奇性,一部分来自他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这点很像隆美尔),更多则来自他所指挥的那些比他更有传奇性的帝国伞兵们。 自开战以来,他的伞兵从北欧到西欧,一次又一次的在远离主力,数量、装备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成功完成了一连串高度不可思议的棘手任务,给交战双方都留下了深刻而神秘的印象。这次他同样以为,在陆军与海军都束手无策的地方,正是他的伞兵才能大显身手之处。 德军已经取得了该区的制空权。这个优势又由于基地因素而得到大大加强。当时,德军在巴尔干大陆的机场距克里特岛只有120至240公里不等。英军在马特鲁的基地则在500公里之遥,马耳它基地更在千里之外。当然,克岛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航空港,但此刻在德军的猛烈空袭下,已彻底瘫痪。对德军而言,关键是要抛开传统两栖登陆战的思维限制,充分发挥一下严谨备战基础上的想象力。 斯图登特首先要说服戈林,先在空军内部“力排众议”。然后再说服希特勒拍板。前者很容易的就在4月10日实现了。因为爱面子的戈林急于在元首面前洗刷不列颠空战失败所带来的阴影。后者一开始遇上了些麻烦--一向以冒险家著称的希特勒,面对这个大胆的构思,居然也认为有点太大胆了。但终于还是在第二天批准了这个计划。无疑,计划书中对普罗耶什蒂油田可能在今后的某一时段,突遭来自克岛空袭的论断,深深刺痛了希特勒内心深处的经济神经。不过,他仍没忘记追加一个限制:无论战况如何,都不得因此而影响即将展开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时间则初步定在西元1941年的5月15日,行动代号:水星。
代 号 “水 星” 大方向一旦敲定,空军内部随之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实现“水星计划”的激烈争论。 斯图登特确定了七个空降点同时作第一轮突袭,以使守军顾此失彼。各着陆点将像油碛一样渗入守军纵深,并使之弄不清哪个方向是德军的主攻。从而在心理和物质双方面使守军重心失衡。后援力量则视战局演变作灵活的投入,以保证决定性地点的决定性打击。 第四航空队司令勒尔则认为,由于此役德军的首要优势在制空权,所以应当将空投集中在一个决定性地点。如此既能充分发挥支援空军的打击力,又可防止被守军逐个击破。一旦牢牢控制住登陆场,即在后援力量的不断投入下,作离心状外展突破。 两份计划同时上呈戈林。考虑到可以调用的运输机的运载限度,和支援空军的火力运用。最后方案确定了四个空降点,分两个波次进行。第一波空投岛西北端的马莱迈与干尼亚,第二波空投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先由伞兵夺取机场,再用运输机和滑翔机空运重型装备和后援部队。最后视情况用海军运去更重型的装备和地面部队。所以三个机场与苏达湾都必须在入侵日结束前占领。 此次行动由勒尔担任总指挥。总部设于雅典的一所高级旅馆里。斯图登特久享盛名的第十一航空军负责进攻,同样大名鼎鼎的冯·里希特霍芬的第八航空军提供空中支援。后者是一支拥有808架作战飞机的可怕力量,包括223架轰炸机,305架俯冲轰炸机,230架战斗机,50架侦察机。最著名的还是里希特霍芬本人。作为“红色男爵”的兄弟,正如他的姓氏所显示的那样,甚至连高傲的希特勒也为其贵族气质而心折。此公判断敏锐,眼力独到,具有极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一旦目标确定,绝不动摇。其才华早已超出了单纯的空战领域。所以才被公认为是除了曼施坦因之外,最有资格出任德国参谋总长的人选。但那显然违背了第三帝国的极权本质,所以始终被限制在单纯的空军领域。但这个舞台,也足以让他异彩奇放一下了。 空降任务由第七伞兵师担任,该师师长吉斯曼中出任此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该师原属陆军建制,后改由空军指挥。是不折不扣的“王牌师”。该师的黄金搭档,一起在西线创造神话的第二十二机降师,这次将再度与之连抉出击,但由于时间紧迫(受侵苏之战即将展开所限)与交通阻碍,远在罗马尼亚对苏备战的第二十二机降师最终未能赶到,不得不临时改派林格尔中将的第五山地步兵师负责。该师与上述两个师同为王牌部队,并且正如其名称所展示的那样,用在克里特那种地形上作战,确实再合适不过了。两师合计二万二千人,将由75架DFS230滑翔机和493架Ju(容克)-52运输机负责空运。前者总重仅2.09吨,每次可载10人和0.27吨装备;后者时速240公里,航程990公里,每次可载12至17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4吨补给,作为伞兵们的老搭档,被亲切的称为“容阿姨”。 战场区分为三个战斗群,西部战斗群由迈因德尔少将指挥,目标马莱迈;中部战斗群由前敌总指挥吉斯曼中将亲自指挥,第一波的目标是干尼亚与苏达湾,第二波为雷西姆农;东部战斗群由林格尔中将指挥,目标是全岛最现代化的机场伊腊克林--山地师的使用关键就在于此处机场能否被迅速占领。海上支援则由东南舰队司令舒斯特尔海军上将统一指挥。 最后的备战工作无须争论,但实际问题也开始一个个浮出海面。诸如:[1]第五山地师虽然善战,却从未受过机降训练,不得不临时特训;[2]伞兵与所需运输机还分布在从法国到巴尔干的广大地区内,大部分设备急需抢修;[3]还必需抢在开战前,在克里特周围德军控制的岛屿上,布置机场、补给站、防空阵地和救援中心。[4]希特勒又坚决不允许由于这次行动而对苏德战争有任何延误。于是,所有准备工作都只能在夹缝中进行。入侵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定在了5月20日。直到进攻前5个小时,好几个中队的运输机还没有燃料,结果,连空降兵也被动员起来,将油桶滚到飞机旁,直接用手摇油泵加油,才总算在开战前喂饱了这些“饿鹰”。 但问题尚不止于此。大部分机场设备简陋,在干燥炎热的5月,一架飞机起飞,就会扬起大团久久不能散去的尘砾,严重干扰后续机群的起飞。虽然德军动用了大批消防机械洒水,还是无济于事。另外,受当时的技术限制,伞兵所能携带的最重型武器就是37毫米步兵炮,与75毫米短管山炮。但要拆成零件,分箱空投。甚至轻武器与弹药也装箱与人员分离空投。原因在于,伞兵在伞降过程中是最虚弱,最易于被杀伤的,所以德军要尽可能的减短这个过程。[1]伞降的速度在安全前提下要提到最快。[2]空降高度在安全前提下要降到最低。这就必然引发问题的另一面:伞兵随身携带物资的重量要压到最低。这虽然降低了伞兵由于载荷过重而跌伤的事故,却也要冒人与武器分离的危险。事实上,绝大多数伞兵落地后只有手枪和几枚手榴弹,少数军官和军士才得以携带一挺冲锋枪。(注:与之不同的,后来的盟国伞兵走了另一条路。他们的装备尽可能的随身携带[甚至包括了反坦克火箭筒]。原因有三:[1]盟军掌握了绝对的空中优势;[2]这个优势的背后,是一支机种齐全,物资储备极其丰富的空军;[3]其空降区域多选在无敌区。两相比较,盟国伞兵更像空运步兵,德国空军则更令人联想到特种空降突击队。) 而且这次虽然施图卡仍将照旧轰鸣,他们却注定无法得到帝国装甲单位的闪电驰援。在法国正是这两个因素的配合共同谱写了帝国伞兵的神话。 但斯图登特依然近乎狂热的相信他将取胜。因为从以往的战绩而论,他的伞兵从来都是以劣击优并以少胜多的。所以他们才自信是帝国军队精英中的精英。他的情报还显示,岛上守军不足一万五千人,缺少重火器,士气低落(尤其那些希腊军)。至于居民,则早已做好了欢迎伟大的帝国解放军并驱逐可恶的英国佬的准备。那么,岛上还有什么因素能使他那一朵朵绽开的伞花枯萎呢?
海 的 另 一 边
事实上,守军是2.75万英军,再加1.4万希腊军--后者的斗志也远远超出了德军的预料。当地居民更已武装起来,准备以一切手段干掉入侵者。而且,守军还拥有9辆坦克和大约30辆装甲车。这个数字对于守军而言显然太少,但对于首批德国伞兵而言却又太多。 与德国糟糕的情报系统相比,英军成功破译了德军的密电码,再结合来自希腊大陆的谍报,英军不仅早已获知德军这次将从空中作伞兵突击,而且掌握了德军入侵的精确时间。尚未开战,德军已丧失了从战略到战术的一切突然性。 丘吉尔的态度很明确,4月28日他致电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根据情报,我们清楚地看出,德军即将对克里特岛发动一次猛烈的空降突击。……这次应该是消灭德国伞兵部队的好机会。该岛必须坚守。” 于是,韦维尔在亲自视察该岛后,自1940年10月29日英军入驻该岛后,第七次更换指挥官。来自新西兰的“斗士”弗赖伯格少将临危受命,在前者眼中,后者是在当时那种糟糕情况下,唯一能将岛上各种失序力量重新捏到一起的人。 将军早在一战期间即享勇名,在不久前的希腊撤退时又有上佳表现。此刻,针对该岛的地理特征,将军把60%的兵力放在了西北部。具体的布置为将全岛守军划为如下六个防区四个相互可以独立战斗的战斗群,自西向东依次为: 卡斯特利,1030人;马莱迈,10829人。指挥官:普蒂克准将(第1新西兰师,第1、6、8希腊团)。 苏达湾,14822人。指挥官;韦斯顿少将(英澳混编部队,第2希腊团)。 雷西姆农,6730人,指挥官:瓦齐准将(第19澳大利亚旅,第4、5希腊团)。 伊腊克林,7399人;廷巴基翁(位于该岛中南部偏西)625人,指挥官:查佩尔准将(第14英国旅,第3、7希腊团)。 守军争分夺秒,在德军可能空降的地区周围的高地上抢修了大批坚固工事,并进行了巧妙的伪装。树林里则埋伏上狙击枪手。不到迫不得已,所有单位对德军的侦察和空袭均不开火,以免暴露阵地。结果,当德军自以为已经摧毁了岛上几乎所有军事目标时,实际上却是绝大多数炸弹都扔在了英军的假阵地上。 但最让将军头疼的还是由于补给匮乏而造成的装备短缺。守军每天需要一千吨给养。由于制空权的丧失,白昼几乎完全不能运输。加之港口集中在北部海岸,这就使航线更加漫长而脆弱。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日运七百吨,但不久就骤降到可怜的每天一百吨。结果,原计划布置重型高射炮32门,轻型高射炮24门,探照灯72部。实际是;重型高射炮16门,轻型高射炮36门,探照灯24部。缺额的16门重型高射炮是开打后才运来的。 岛上的空军微不足道,又连遭空袭。到5月19日,最后的7架飞机也撤往了埃及。但英军却并未毁掉机场,也未在跑道上布雷。只是将之封锁了起来。原因是:第一,日后英军还要使用;第二,根据以往交战的经验,德军的空降并不需要机场。在弗赖伯格的记忆中,德军在荷兰是直接机降在防备薄弱的道路、海滩和开阔地上,以充分发挥空降作战的灵活突然性。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前提,但不幸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次德军正是大胆到要单刀直入的直接进攻英军重兵设防的机场! 由于从大陆撤退时抛弃了所有的机动工具与重装备,守军一旦一点遭袭,其它各点之间很难相互支援。道路的困难与通讯器材的缺乏无疑雪上加霜。当然,守军可以利用岛上完整的民用通讯设备,但由于主要电话线是沿海岸公路敷设的,所以极易被破坏。 不过,弗赖伯格深知,德国伞兵的困难更多。他坚信,除非有传统的海上登陆相配合,否则德军是决不可能只靠空中突击拿下克里特岛的。而强大的皇家地中海舰队(辖四艘战列舰,一艘航母,十一艘巡洋舰,三十艘驱逐舰,一艘布雷舰,二艘小型护卫舰),在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的指挥下,业已枕戈待旦,立誓扫灭一切海上入侵者。
入 侵 日
5月20日凌晨2时,引导小组先行起飞,前往铺设信号板。4时,第一批空降部队出发。5时半至6时,第八航空军作最后的火力清扫。晨7时,空降开始。7时一刻,第八航空军开始转入牵制攻击。 参加空投的493架运输机只损失了7架,似乎一切顺利。可转眼间,空降兵们便陷入了密集的立体火网笼罩之中。事先完全没有发现的火力点和部队不断涌现,很多人还在空中就被击毙。落地后的损失同样惨重,而且活下来的人很多只能用手枪与手榴弹还击,因为他们无法接近分开空投的武器箱。更滑稽的是,很多武器箱落入了当地居民手中,他们毫不犹豫的用它们横扫入侵军。一时间,象征和平的橄榄枝与伞兵尸体一起被打的满天乱飞,好象一袋袋被突然在半空中倒翻过的马铃薯。 更糟的是,前敌总指挥吉斯曼中将在途中就坠机身亡,原因始终是个迷团。据判断,是由于一架战斗机在超越其座机时飞得太近,强大的气流导致了滑翔机的解体。西部战斗群指挥官迈恩德尔身负重伤,但仍在坚持指挥战斗。一线的军官与军士死伤惨重。德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况之中。 由于战局混乱,通讯设备损失严重,雅典总部未能及时作出正确的战况判断,第二梯队按计划出动。机场的扬尘令地勤人员束手无策,起飞整整比原计划晚了三个小时,机群毫无组织的起飞,又进行章法全失的空投。结果是引发更大的混乱和伤亡。很多飞机还未来得及空投就被高射火力轰成了碎块。突击雷西姆农的指挥官施图尔姆上校刚一落地就成了俘虏,同时落入守军手中的还有德军的作战计划与联络密码。结果,一度守军居然引导着德军空军四处追炸德国伞兵。成为那个血腥日子里的又一个幽默事件--但同样是血淋淋的。 岛上地形的恶劣也远超想象,很多滑翔机在尘烟中摔成碎块。几乎没有一支部队能精确落达预定目标,甚至很多该降到高地上的伞兵却进了洼地。该岛居民的斗志旺盛的近乎狂热。在东部战区,一个缺少装备的伞降工兵排,全部倒在当地人的火枪和砍刀之下,并和之后很多倒霉的落单伤员、巡逻兵一样,被狂热的岛民用斧子分尸。 日落时分,克岛已变成标准的人间地狱。这个季节,正是岛上茉莉花与金合欢盛开的美时。此刻鲜血却在花丛中恐怖的蔓延。天气出奇的闷热。伞兵们缺水,缺粮,缺少有效的指挥与重武器。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帝国伞兵,此时却被守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打的无处藏身。原计划进攻当天一并拿下的三个机场无一到手。微弱的电波,断断续续的将真相传到雅典总部。斯图登特陷入空前的焦虑和沉思中:如果能熬过今晚,就有办法……
转 机
正如数十年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对德国管弦乐团的赞誉一样。虽然失去了有效的指挥,入侵日的每一名伞兵仍然发挥了空前的自律性与主动精神。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他们没有沮丧,也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凭借着团队精神和想象力,因地制宜的随机应变,尽最大可能挽回战局。事后证明,正是这种“目标导向型”作战体系挽救了德军,也挽救了“水星计划”。 总括当天的战局: 在东部。由于伊腊克林机场是如此重要,守军早以重兵严防死守,所以一开始就是苦战。伞兵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左拼右杀,最后勉强守住了几块巴掌大的阵地。 在中部,第一波突击干尼亚的部队,初战进展顺利,但当三辆英军坦克出现在战场上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了。损失惨重的德军被逐进一片可怕的谷地。夜幕的降临暂时救了他们。第二波突击雷西姆农的德军则和伊腊克林的战友们一样,深陷死神的重围之中。 在西部,双方围绕俯瞰马莱迈机场的107高地,反复拉锯。战斗的血腥激烈,对双方的意志力都是一个空前的考验。下午,英军大举反攻。作为先导的两辆坦克轰鸣的引擎,一度令伞兵们的脑袋一片空白。但英军自己犯了错误。导致一辆坦克陷在石砾中,另一辆则被击毁。伞兵们以精湛的战术、顽强的斗志和超出想象的好运气,奇迹般的挫败了英军的反攻。但他们的处境也不妙,如果继续滞留在开阔地上,无异于等死。同样若不能攻克107高地,虽控制机场仍是镜中之月。于是,他们决定当晚孤注一掷--大举夜袭107高地。 可是,让他们难以相信的是,白昼坚不可摧的高地此刻却已空无一人--英军撤退了! 原来,英军的人员和装备损耗也很严重。守备107高地的士兵伤亡已过一半,通讯也遭到破坏,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反攻的失败,越发猛烈的空袭和德军不断发起的冲锋,都令英军指挥官安德鲁上校沮丧。不断下降的伞兵也令他摸不透德军的真实力量和意图。背后的枪声和对第二天空袭的忧虑,最后导致他决定暂时后撤重整力量,再卷土重来。可是,德军已不再给他机会。尤其遗憾的是,这个消息未能及时通报给弗莱伯格,在他指挥部的作战地图上,107高地依然牢牢地控制在英军手中。 有趣的是,由于通讯故障,斯图登特同样未能及时获得这一天大喜讯。但他深知,必须尽快将山地师投入战斗,才能扭转战局。可那需要机场和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最后,他决定向三个机场同时派出一个参谋小组,重点则奇迹般的锁定在马莱迈机场。为此,他派去了智勇双全的克莱上尉。于是,就发生了第二天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参谋惊讶的发现,机场和高地都已处于德军掌控之中! 但英军的远程火力仍威胁着跑道。飞行员像玩特技一样强行降落在火光四起的简陋跑道上。克莱迅速跳出飞机,与对这一“壮举”明显面带“惊容”的战地军官们迅速交换了情报后,又同样特技般飞回了雅典。斯图登特闻讯大喜,当即决定,把最后的600名伞兵全部空投马莱迈地区。第五山地师也改从这个缺口注入。新的指挥官是52岁的拉姆克上校。此公海军出身,一战时即曾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1940年以上校衔自愿加入帝国伞兵部队,这次是他第一次空降实战。确实,凶悍顽强而脾气火暴的他,非常之适合这个新任务。 伞降与前一天一样损失惨重。机降部队则与克莱上尉一样强行迫降在马莱迈“机场”上。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与滑翔机摔成了碎块。工程兵利用缴获的英军车辆,迅速清扫跑道,残骸堆积如山。所幸人员和装备基本安全着陆。拉姆克的出现,引发伞兵们的欢呼:“上校!终于来了。” 无指挥状态去而不返,战局也开始逆转。
水 葬 场
就在5月21日近午,德军海上入侵部队的第一梯队扬帆出港,直驶马莱迈。他们包括25艘船只和2331名士兵。为配合此次行动,德国统帅部希望意大利海军能对克岛附近的皇家海军预作一个扫荡。其实则根本没抱太大希望,德国人的真实意图在于用意海军作饵,钓开皇家海军,好为海上入侵部队扫清障碍。当然,意军也不傻,他们拒绝了这个计划。结果,为第一梯队护航的只有一艘意军“狼”号鱼雷挺。 只所以选在近午出发,主要是想借助夜幕的掩护秘密走完最后一段艰苦航程,以避开皇家海军的袭击。但是这样一来,德国空军的掩护也成了泡影。事实证明恰是弄巧成拙。 当天下午,英军的侦察机便发现了这支船队。晚间,英军出动了三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发起了突然袭击。探照灯像死神的注目礼,恐怖的从一艘船只移向另一艘。随之而来的是劈头盖脸的猛烈炮火,还夹杂着致命的鱼雷攻击。 护航的“狼”号鱼雷艇在中弹十八发的情况下,仍奋勇周旋,船队则加速疏散回逃。但仍有12艘地中海轻帆船和3艘轻型小货船被击沉。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上将不无兴奋的估计,至少四千名轴心国士兵丧生大海。斯图登特与林格尔则沮丧而无奈的判断至少二千人阵亡。但事实却奇迹般的只损失了二百九十七人!这是德意空海救援部队巨大努力的结果。 22日晨,由38艘小船组成的第二梯队(上面运载着四百名德军和伞兵们急需的重装备)又遭到英海军阻击。船队匆忙北遁。英军虽明知天亮后德空军的袭击就将展开,仍穷追不舍。护航的意军“人马座”号鱼雷艇在二者之间来回冲突,放出烟幕并不时还击。闻讯赶来的德国空军穿过黎明的曙光,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伤痕累累的英军被迫撤退,所幸无一沉没。但战果同样微不足道:只击沉了德军两艘小船。 22日一整天。急于复仇的第八航空军不断出击。按里希特霍芬的记载,“空军部队整天都在空中飞行、轰炸、补充弹药”。日落之后,综合前线战报,里希特霍芬判断,他至少摧毁了六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从里希特霍芬到戈林,无不将此战视为帝国雄鹰走出不列颠阴影的标志。可是,当戈林兴冲冲的拿着战报找希特勒邀功时,后者却出乎意料的保持了沉默。对他而言,此刻除掉即将开始的“巴巴罗萨”计划,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这无疑令戈林很扫兴,也使里希特霍芬增派援军扩张战果的构想遭到幻灭。但仍不妨碍后者自我陶醉于当天的日记中:“……虽然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对能够取得巨大而有决定性的胜利信心十足……”23日,德空军又击沉两艘英军驱逐舰。这使里希特霍芬相信,海上入侵已可继续进行,因为最大的障碍已不复存在。 相反,坎宁安发给伦敦的电文则充满了枯涩与无奈:“四天来的较量是对地中海舰队和德国空中力量的检测。在沿海地区,我们必须接受失败的事实,并且承认由于损失惨重,我们已无法继续阻止敌军对克里特的海上入侵。这一结论令人担忧,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这个结论与前述里希特霍芬的判断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德国最高统帅部却又一次搁浅了里希特霍芬的建议。因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后者的战果判断。事实上,虽然22日英军的实际损失确实要低于里希特霍芬的判断,但也很惨重。总计沉没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两艘,重创战列舰与巡洋舰各一艘,轻伤战列舰与防空巡洋舰各一艘。皇家地中海舰队为支援克岛作战付出了沉重代价,可惨剧远未结束。26日,“可畏”号航母遭重创;27日,“巴勒姆”号战列舰又遭重创。无数个世纪波澜不惊的地中海,一夜之间竟成了皇家海军的水葬场。
冲 出 桥 头 堡
就在5月21日晚上,弗赖伯格在他的山洞指挥部里,与远方马莱迈附近的德军官兵一起,有幸亲眼目睹了德国海上入侵军的挫败。海上威胁的暂时消除令将军大感轻松。但他仍不敢将海防部队全部抽调,而是决定只动用第五旅的两个营,夜袭马莱迈机场,堵住这个立体突破口。 由于传达延误,夜袭变成了昼间强攻。英军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发起进攻。在两公里的开进途中,伪装巧妙的伞兵在空中支援下疯狂阻击。但英军还是顽强的一度攻到可以扫射机场的距离--不过,这已经是整个围攻行动的颠峰了。德国人的空中优势最终扼杀了英军的攻势,空运援军的行动也一刻不停的进行,山地师的士兵们几乎是一跳出机舱便进入了战场。相反,英军指挥官过于顾虑来自海上的登陆。一再拒绝前线的增兵要求,还把德军不停顿的空中增援,误当成空运撤退。直到午后,弗赖伯格才终于决定将整个第五旅投入反攻。但为时已晚,德军密切的陆空协同,最终击退了英军。 与此同时,其它地区的德军也没闲着,伊腊克林附近,在布劳尔上校的指挥下,被困德军依靠空投苦苦支撑。虽然未能夺取机场和港口,却也就这样在八倍优势敌军的环攻下顽强的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还不时发动反攻。这对英军,始终是个如绠在喉的浅在威胁。从苏达湾到德军成功利用了渗透战术,一路通过下规模战斗透向强大守军的薄弱侧后,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效果,虽然远未形成实质威胁。 背后响起的枪声又一次搅的英军指挥层心神不宁。终于英军被迫放弃这次钟摆似的反攻,撤向干尼亚。德军尾随追击。久困囚笼之势终于开始动摇。狂潮迅速呈扇状外展。 总的说来,战况的进展令斯图登特满意。他决定亲自飞往克岛指挥最后阶段的扫荡战。但勒尔与里希特霍芬则另有考虑。二人旁观者清的建议,在一线作战与后勤保障急需协调的此刻,斯图登特远离作为通讯指挥中心的雅典是不太妥当的。最后决定改派林格尔前往马莱迈,指挥加强后的西部战斗群,冲出桥头堡,彻底控制该岛的西北部后,一路向东扫荡前进,与中、东部战斗群会师,全面控制该岛,消灭守军。尤其强调了当前的首要急务:尽快为雷西姆农与伊腊克林的被困伞兵解围,并攻克两处的机场与码头。斯图登特和他的第十一航空军参谋团则继续留在雅典总部统筹全局。 也就在这一天,意大利当局决定组建一支“摘桃子部队”,参加该岛的地面战争。
悲 惨 之 路
5月22日黄昏,林格尔和他的参谋团有惊无险的成功降落在一片狼籍的马莱迈机场上。将军的到来,激起了士兵们更高的斗志。林格尔将伞兵与山地师士兵分开各组成一个战斗群,后者向南呈扇面展开,前者则沿海岸向东推进。 23日,他们与中部战斗群成功会师,但并不包括那些在雷西姆农久困的伞兵。 24日,充满信心的德国广播电台第一次明确宣布,伟大的帝国伞兵部队已在克里特岛激战五日! 同时岛上守军的士气也已高涨到难以抑制的程度。甚至雷西姆农与伊腊克林的孤军也要求绝对优势的包围军立即投降! 25日,卡斯特利陷落。德军终于完全控制了该岛最重要的地区。也就在这一天上午,斯图登特终于踏上了克岛。曾经他为自己能喊出几乎所有伞兵的名字而自豪。可现在,他痛苦而震惊的发现,很多人再也听不到他的呼唤了。分尸事件更令他震惊而愤怒,于是他下令以十倍原则屠杀当地居民以示惩戒。还专门立了一座纪念碑。战后他为此次暴行遭到国际法庭的审判,被判刑五年。但奈人深思的是,这个起诉后来又被撤消了。 27日,一支营级规模的德军进占守军放弃的克里特首府干尼亚。该市市长表示若德军善待市民,他可以配合移交城市。德军指挥员海德特上尉立即郑重承诺严肃军纪。于是,在宽松的受降仪式上,不久前还打的头破血流的双方共同举杯,祝词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 28日,一艘拖船把载有四辆坦克的两艘驳船拖入了马莱迈。这对守军而言,是一个很不祥的征兆。同样是这天,意大利的一个装甲连在该岛东部的希提亚登陆。但是,弗赖伯格在27日就已决定从南岸的小渔村斯法基亚撤退。意军此时的登陆,既无助于西部德军的激战,也不能兜住南撤中的英军。他们唯一的收获是,罗马的电台终于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固若金汤的克里特岛是德意联军合作攻克的。这与其海军部队的出色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头来看,弗赖伯格27日的决定很不同寻常。因为从地理特征的常识上讲,撤退应该东西向移往北海岸的某一个尚在英军控制中的港口,在海军接应下撤退。韦维尔的建议正是让他撤向雷西姆农。但此刻不同于敦刻尔克,倒很类似不久前刚刚进行的巴尔干大撤退。英军已完全失去制空权,皇家海军连遭重创之下,只能夜间行动,而且必须在天亮前撤离。如此由于航程限制,英军只有高速驱逐舰才能实现这种抵达北岸港口的夜间往返,而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最关键的,德军此刻东西合围之势渐成,英军若东西向移动必然陷入敌军的口袋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将军才抛开北海岸的港口,而选择南部的一个小渔村。 撤退从28日开始。就在英军撤退的第二天,急于解围的德军终于同时与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的孤军会师,可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布劳尔上校的领导下,东部战斗群已独力控制了伊腊克林。雷西姆农也早在解围部队到来之前便宣告易手,展现在解围部队眼前的除了伤痕累累但斗志不减的德国伞兵,还有大批沮丧的盟军战俘。 与此同时,南撤的盟军正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旱地,前往坐落于一座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下的斯法基亚。撤退很快失去了秩序,浑浊的人流和士气沮丧的士兵令将军终生难忘。将军称这条路为“悲惨之路”。它忠实记录了英希守军在克里特岛的最后时光。 消息传来,坎宁安决定立即前往营救。但海军内部出现了反对意见。因为皇家海军已不能再承受一次同样惨重的损失了。从帝国的军事史经验讲,牺牲岛上那样一支陆军还称不上伤筋动骨,可一支舰队的毁灭就太可怕了。对此,坎宁安坚定的说,如果单纯从实力与物质消长上讲,确实如此。但就这样袖手旁观陆军的灭亡,无疑违背了皇家海军悠远而光荣的道义传统。“我很清楚,海军建造一艘新军舰要三年。但重建一个传统,却要三百年!” 于是,伤痕累累的皇家地中海舰队再次悲壮的开始新的远航。幸运的是,德军的注意力过分放在为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的伞兵解围,而忽略了英军南向的撤退。结果是追击与撤退的双方越走越远。第八航空军则过于注重支援地面战斗,而忽视了对南撤盟军的轰炸。性急的希特勒更不顾战役尚未结束,便于26日开始抽调空军参加对苏战备。盟军才得以较顺利的撤出大约一半的兵力(总计一万六千五百人,内含大约二千名希腊人)。但随着德军空袭的加强和地面部队的南下。撤退不得不在6月1日终止。海滩上留下了六千名无助的士兵,他们将和其它地区大约相当数目的不幸战友一起,等待漫长战俘营生活的开始。 在这场历时十三天的激战中。德军共投入兵力约二万二千人,损失六千五百五十三人(死二千零七十一,伤二千五百九十四,失踪一千八百八十八)。装备损失为作战飞机一百架,运输机二百一十架。这对即将展开的“巴巴罗萨”计划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盟军投入兵力约四万一千五百人,损失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三人(其中一万二千人被俘)。但这不包括皇家海军的损失:沉没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六艘,小军舰二十九艘;重创航空母舰一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五艘。总计人员损失二千零十一人。
意 外 的 折 翼
诚如利德尔-哈特所评价的那样,“纯粹凭借从空中侵入的兵力以来攻占克里特岛,可以算是战争中的一次最惊人和最大胆的表演。同时这也是大战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次空降作战。”德军在天时、地利、人和、装备、后勤均不占优的情况下,以少击众,一度似乎守军就要取胜,可终于还是德军大获全胜,真可谓间不容发,无怪西里尔·福尔斯称此战为“德军最光辉的战绩”。 综观此战,从作战的角度讲,5月20至21日的夜晚实为关键所在。弗赖伯格未能及时在马莱迈方向发动有力反攻,实为一大失误。原因是他将过多的力量用于海防。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可以理解。但那个威胁恰恰被坎宁安以巨大的代价消除了。相反,德军的主突方向一开始并不在马莱迈,但他们充分利用了5月20至21日的夜晚,作出一连串大胆、果断、高明的决定。英军前线指挥的失误进一步恶化了局势。以至坎宁安的巨大代价也丧失了意义。战局遂为之逆转。 其次,德国伞兵的主动精神。实为此战胜负归属的另一重大决定性因素。诚如上述, 他们在失去了指挥的情况下奋力拼杀,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作出灵活积极的反应,终于为战局的逆转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种精英意识下的主动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菲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陆军。虽然今天很多人仅从战术印象上认为菲特烈驭军严整的近乎机械,却忽略了那只限于战术和组织,这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如果从指挥上讲,恰恰是高度灵活的,尤其到七年战争后期,战场越来越大,菲特烈必须委任一些将领独当一面。往往是预先定下一个总方针,如何完成则更多靠基层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到克劳塞维茨的传世巨著《战争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中,这种精神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理论阐述,并最终在两次大战中达到实践的最高潮。史实证明,克里特之战中德国伞兵的表现,仅仅是其中的一朵浪花。 最后,这一战充分展现了空中优势的重要性。其外延有二:〈1〉展现了空降作战的巨大威力;〈2〉证明了在现代化战争中,面对优势空军,若无制空权,再强大的海军也无法取得制海权。 相反,盟军通过这一战深刻认识到空降兵的巨大威力,和现代化战争的另一个侧影。于是他们也开始组建同类部队,并且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德国人。这就为后来的大反攻预造了一把绝世好剑。也为英美军中作为战略单位的空降部队的诞生,拉开了一个颇不同寻常的序幕。 但这些都是很遥远的后事了。盟军目下要面临的窘境是:首先,德空军以克里特为基地,配合西西里和利比亚的基地,将给英军在地中海与北非的海空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其次,以克岛为跳板,运用同类战法,依托优势空军,一路延塞浦路斯、土耳其,蛙跳中东。与隆美尔的非洲攻势组成一个致命的立体钳形合围,那又将是一个怎样的终局呢?至少越岛攻击的发明者就将不再围绕尼米兹与麦克阿瑟争论归属,而很有可能在勒尔与斯图登特甚至更出人意料的第三者之中产生。 最后,克岛易手,将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提供一个新的,短而安全的后勤线,这样马耳他的军事意义就将大为贬值。“沙漠之狐”的涨潮攻势也将获得更深远的动力。 尤其不应忘记的是,这一战发生在隆美尔第一次北非攻势高潮之后,希特勒闪击苏联之前,遂不免牢牢扣住世界媒体的眼球。但结果却是大英帝国的又一次残败和撤退。而生活在民主阵营中的时人尚不知道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究竟指向何方,都不免替这老大帝国担忧起来。 但英军是幸运的。 首先,希特勒已决定6月22日入侵苏联。为了这一战,帝国已近乎倾其陆空主力于这条辽阔的东部战线上。虽然希特勒也曾考虑过利用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绪,对中东作一次闪电战,但那是苏德战争胜利之后,丘吉尔还不认输时的最后解决方案。短期内,只要苏德战争没有结束,包括隆美尔鼎鼎大名的“非洲军团”在内的一切南方部队,任务仅仅是防御现有阵地,保证意大利的政治稳定。这不仅使英军躲过一劫,更使德军为攻占克里特岛所作的种种努力与牺牲大大贬值。 其次,由于巴尔干诸国尤其是希腊和南斯拉夫落后的交道,险恶的地形,和接受盟国支援的反德游击队的活跃,以及苏德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德军直到北非战场终结,也未能建起一条经克里特直达托普鲁克的便捷而安全的新补给线。结果,隆美尔的给养仍要经意大利,从西西里运到的黎波里。超过一半的物资在途中被以马耳他为基地的盟国海空力量所击沉。少数抵达北非的物资,还要冒着空袭走过上千公里的海岸公路才能运到前线,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损耗。只所以不用铁路,是因为意大利人缺乏战略眼光,虽然利比亚长期处于其殖民统治下,墨索里尼也垂涎埃及已久,却一直未像他的敌人那样修筑一条极具战略价值的沿海铁路。这种长期的营养不良,最终钝折了“非洲之狐”一度举世罕匹的利爪。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一战的理解,希特勒的结论非常之与众不同。他深深震惊于伞兵惨重的伤亡数字,要知道,整个巴尔干战争,德军也不过损失了五千六百五十五人(死一千二百零六,失踪五百四十八,伤三千九百零一)。 希特勒从此失去了对伞兵的战术信心,因为他一直追求的是高速率、低伤亡的闪电式胜利--虽然他本人正在一步步的将整个国家导入一场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酷也最具毁灭性的消耗战中。 正如6月中旬,在他的东普鲁士总部为克里特岛之战的有功之士们授勋之后,他对斯图登特所说的那样:“克里特之战已证明伞兵时代的终结。它们的优势本在于出其不意。但在今天,出奇制胜的要素已不复存在了。” 对自己精心策划的胜利居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斯图登特大感苦恼,只好沮丧而意味深长的说:“克里特成了德国伞兵的坟墓。” 此后,在北非、西西里、卡西诺、诺曼底……德国伞兵仍将继续谱写新的传奇。但那只是作为一支特殊的地面部队而存在。除了例如西西里岛的普里马索尔桥之战那样的个别例外,他们不再飞翔。因为他们的翅膀已被折断。只是折断它的却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那个他们曾经宣誓,愿为之献出一切的“伟大人物”。〈完〉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第二次世界大战》[德]K·蒂佩尔斯基希著。国防大学出版社。 [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英]利德尔-哈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4]《征服巴尔干》(第三帝国图文系列)。[美]时代生活杂志编。海南出版社。 [5]《闪电战》[英]阿德里安·吉尔伯特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6] "第二次世界大战兵种作战系列"《空降战》。宋友杰、胡建明、王昉主编。知识出版社。 [7]《希特勒的绿色魔鬼》,李秋实著。《兵器》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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