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兵先戒”的国防观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著名军事理论家钮先钟先生对这一节曾作如下评论：

孙子未作“富国强兵”之论，而孔子则有“足食足兵”之言。这似乎显示孔子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孙子较为宽广。尤其是“足”字更含深意。孔子似乎认为国家的军事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宜过度发展，只应以足够保护国家安全，增进人民福祉为限度，若过度扩张则反而有害无益。这的确是高见而为后人所不及，以战略观点来看，这个“足”字似与197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家所主张的“足量”（suffiency）观念所具有同样的意义。[①]

钮先生这里特别强调了“足”字，可谓切题。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学者是在核子武器出现，战争双方面临互相毁灭的难局后，才迫不得已反向求解，由追求无限火力转而思考“足量”问题。而在漫长的常规战争时代，西方兵学界是缺乏“足量”观念的，所以非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始逼出富勒将军的一番深刻反思：

……战争对于政治家的关系，就正好像手术刀之于外科医师一样。不管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若政治家的目的是纯粹毁灭性的，那么军人的行动就与屠夫并无区别了。但假使说政治家的目的是建设性的和治疗性的，则军人的行动就应该是和外科医生一样。由于丧失了机会或误解，或者是缺乏知识和技术，一个外科手术也可能会失败，但若是以屠夫的目标来当作外科医师的目标，那却是非失败不可，而毫无其他的可能性。[②]

这番宏论，对西洋兵学界无疑是个新观念，但若听众为中国传统之士，反可报一个会心的莞尔。

如果说两个“必不得已”反向表述了孔子对“食”与“兵”的高度重视。“信”的理念的注入，则再次强调了传统中国治国的最高境界，不在竞争与斗争，而在对二者的消弭与转化。所以传统中国才能既不走上军国主义的途径，而又能于温情礼乐的同时不失其雄浑刚健。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个“足兵”的过程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更非可以“临时抱佛脚”的。正如英国皇家海军的信条所展示的那样，一艘主力舰从设计到形成战斗力，至少十年；而海军精神的形成，则至少一百年。所以孔子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同时，从战争史的视角看，春秋又正是国史中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转折期，虽然其时的战争形态仍有很大程度的贵族性，但一国一家的安危存亡，已不再取决于少数人的骑士式对决，而越发突显团队精神与民众素质的重要了。所以当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时，（同上）就已经开启了下一个层面的检讨了。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七年”，钱宾四先生解为：“古人约言数字，常举奇数，如一三五七九是也。三载考绩，七年已逾再考，此乃言其久。”[③]实质仍在于从自信中体现了孔子对武备的重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向来多解。孟子有言：“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章句下》）朱子注作：“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四书章句集注》）钱宾四先生解作：“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④]李泽厚均不从，再转换视角解作：“不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叫做抛弃他们。”[⑤]这里，孟子的视角重在民本，朱子的视角重在邦国之兴亡，钱氏与孟子同，李氏则显在强调“国防普及”。虽视角各不相同，但本质并不矛盾。表现的仍不出前述一番“慎战”观下，对武备的密切关注。说的更“现代”一些，也就是前述国防观的教育化与普及化。殊不同于后世腐儒们的谬论。按钮氏的认识，这正是孔子思想中又一个“孙子所不及”的特点，因为“孙子虽然也重视部队的训练，但对于全面国防教育则未能像孔子这样的重视。”[⑥]

这一切的实践显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现实世界中的暴力威胁却随时可能降临。所以孔子才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又说：

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这就要求国家战略：
一、要有前瞻性；
二、要持之以恒；
三、切忌急功近利与好大喜功。

这个思想发展到曾参的门人吴起，就有了如下一番宏论：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持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吴子·图国》）

所以明主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同上）在方法论上强调“以治为胜”和“教戎为先”。（《吴子·治兵》）这里的“治”与“教”，无疑颇能体现孔子的武备理念，升华之后就有了那句“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的战略黄金律。（《吴子·料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中的“教”是应该同时包含了文教与武教的。直到近世西力东渐，曾文正答慈禧问，说：“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的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⑦]也还是没出这个范畴。

总结

综上所述，孔子的武道世界本着“慎战”的战争观，以“仁智勇艺合一”的武德精神，去践行其“足兵”和“远虑先戒”的国家战略，对中华传统武道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元理论的内省可以不涉及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但正如《周易》“系词上传”中所云：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儒家本着“一个世界”的内向超越，作“修齐治平”的同心圆扩散，则其一切元理论，无论文德武道，最终都是要走出纯学理的象牙塔，去“举而措之天下”的。这就要求加入历史的观察法，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知识、民众基础，分析其外向的践行与流变。而不同元理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激荡也绝不能忽视。如此举凡：孔子思想与孙吴思想对传统武道精神的交互影响，此等武道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的“外用”演进，两宋之后衰颓的外力与内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武道精神的艰难转进，近世中日武道精神及其实践个案的对比研究……都不仅仅只是历史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学理问题，而更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导向”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雄汉盛唐的辉煌后，自两宋以降，直至晚清海通前夜，伴随着近世市井文化的泛滥，君主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得君行道”思潮的低落，在“内圣”一面艰难转进于乾嘉考据的“故纸堆”中的同时，“外王”的一面已先发生一个不良的崎变，相伴生的就是武道精神的衰颓。尤其不幸的是，中华文明正在此时遭遇了以工业革命的成功为基础的西方列强的霸权侵略。军事的连续失败暴露出政治与经济的落伍，但也不幸引发了激进思潮的空前泛滥。体现在思想领域，就是文化虚无主义的一度甚嚣尘上。[⑧]结果就是中华文明的空前大断裂。而儒家思想更作为众矢之的而跌入了三千年来的最低潮，甚至一度被作为“愚昧”“野蛮”“封闭”“落后”的代名词，而倍受各种“非学术性力量”的摧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渐有“一阳来复”的新趋向，因为历史的演进已渐渐证明，自绝于传统的现代化，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这就预示着，在经历了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失序之后，我们将再一次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一次新的统合。在吸收新的文化内容的同时，本着批判而非谩骂，建设而非破坏的态度，将传统文化作全新的阐发。但这只是我们片面的理想，环顾今天的国际环境，“圣战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尘接而起；跨国贩毒，环境污染，全球性恐怖袭击……也正日益构成困扰人类的全球性人道灾难新课题。正由于此，当我们在新时代阐发中华文化重建的新景象时，自然要以文德的重建为核心，但传统武道精神的创造转化同样刻不容缓。因为这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段内的现实挑战。以此论之，本文的草创仅是更多问题的开启。而其解决则有赖于中华学人的群策群力，庶几以达夫子的“守先待后，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钱穆《孔子传》，[K]。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年。
[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B]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
[4]司马迁《史记》，[K]。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四书五经》，[K]。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K]。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中国兵家经典释注丛书》，[E]。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8]《诸子集成》，[B]。长沙：岳麓书院出版社，1996年。

从北非的沙尘到太平洋的波澜

--关于德非洲军团与美太平洋舰队

的初步对比研究

王 鼎 杰

对于二战发烧友而言，德非洲军团与美太平洋舰队，无不可说如雷贯耳。抛开意识形态的成分，前者早已成为传奇的代名词，后者则直到今天仍是海上霸权的象征。但二者一属轴心国，一属同盟国；一为陆战单位，一为海战单位；空间上的差距，更远非万里之遥所能形容。应该是高度缺乏可比性才对，但笔者却将这样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单位拉到一起作“对比研究”，岂非故弄玄虚？可一如非洲军团的风格，很多乐趣正从似乎的不可能中产生。

战场的对比

   1941年2月，隆美尔初到北非，就敏感的意识到，空旷辽远的北非沙漠，较之欧洲战场，很少名山大川的自然障碍，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行动，都一如沙漠中的沙粒，“全是流动的”。在这里作战，与其说是像陆战，不如说是更像海战。而一支支的装甲纵队，正如一支支的舰队，阴暗天空中一颗颗孤星似的绿洲，则正如海战中的中继港和补给岛，构成后勤的骨架与争夺的焦点。并且由于北非特殊的政治背景，而成为二战中最少受战场内部非军事性因素制约的一个战场。所以隆美尔从一开始就像指挥海军一样挥动他的铁甲利剑，这种敏锐的直觉，一直令后世的战史学家们感佩不已，既如鼎鼎大名若利德尔-哈特也不例外。单是这一点，就已为二者的对比研究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太平洋战场与北非战场的相似点是很明显的：

   〈1〉太平洋的辽远与广阔极类似于北非，所以同样呈现空前程度的机动作战，因而也就特别注重机动部队的价值。所不同的是，由于陆海战性质的差异，北非倚重的是以装甲为核心的机械化部队；太平洋倚重的则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舰队。

   〈2〉基地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至少直到今天，就算有了核动力的重型航母，也没有任何一支舰队可以无需基地而横行四海。因为纵然燃料可以无缺，淡水、食物的补给，装备的中转储备，仍是大问题。而陆基航空兵也还是不能单纯的用舰截机代替。回到二战时代就更是如此。这也才构成了从吉尔伯特到马里亚纳，经莱特湾而冲绳岛的一连串血腥之旅。

   〈3〉由于当时太平洋上的岛屿要么是殖民地，要么是委任统治地，就算有一些无人问津的独立王国，也尽是些长期与世隔绝，无力左右战局的土著。所以这个战场同样很少受到战场之内的非军事因素的制约。从而为日美之间长达45个月的血腥搏杀，提供了一个极类似于北非的舞台。

 战法的对比

   说起非洲军团的战法特点，实则就是解构隆美尔的战法特点，总结起来有如下四条较为重要：

  〈1〉注重突袭性。

   早在一战期间，当隆美尔还只是山地部队的一名连级指挥官时，他的每一次攻防就已深深打上了此种烙印。到二战时期，从法兰西战役时的“魔鬼之师”，到北非战场的“沙漠之狐”，正标志着此种风格的不断成熟。但其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最高荣誉，还是在非洲，与“非洲军团”一起获得的。

   当其初到非洲之际，就不顾兵力与后勤的制约，无视最高统帅部“四月底之前不得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的指令，断然发动奇袭，以灵活的战术大败优势英军，仅两个星期就使英军两个月的战果（对手是意大利人）化为乌有。此后如萨卢姆防御战，十字军作战，1942年的夏季反扑，莫不是以劣抗优，而以出人意料始，又以出人意料终。所以才有战史家评论隆美尔，“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间与地点，通过一次次出人意料的奇袭，赢得一场场出人意料的胜利。”

   所以早在隆美尔在世之日，他与他的非洲军团就已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以至很多同时代的名将，也不得不妒忌的承认，在很多别人看来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隆美尔胜利了。

   〈2〉充分发挥战略的进攻优势以获取战场主动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战术的防御优势。

   这句话的前半段可以说早已成为二战迷们的常识，但正由于在上述奇袭原则下，隆美尔“其疾如风”的攻击给人的印象太深，以至后半段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实际上，隆美尔并非那种猛打猛冲的“战将”，其战法精髓实则就在将攻防完美的加以协调，以至很难区分是攻是防的境界。

   综观隆美尔在北非指挥的一连串会战，不难发现，他总是在战略上取攻势 ，从而牢牢抓住战场的主动权。转后调动已处于被动状态的英军扑向他精心设计的战场。他巧妙的将其装甲力量隐藏在其以88毫米高射炮为核心的反坦克火力网后，待英军惨遭“巴拉克拉瓦”式的挫败后，始放出其完整的装甲单位，杀向英军的薄弱环节。如1941年的萨卢姆会战，十字军作战中的“对攻”，1942年的西昔兰尼加之战，和稍后的贾扎拉会战中的釜地作战，都是此类经典。这就将机动战变为阵地战，又从阵地战中获取机动战的胜机。

   〈3〉极富创造性

   如用88毫米高射炮反坦，至今仍是战迷们津津乐道的“传奇”。又如贾扎拉会战中的釜地作战，背列英军雷阵，陈兵于低地，以至英军怎么也无法相信这是隆美尔的主动选择，从而作出了非洲军团已山穷水尽的结论，却不知战局的逆转正从6月1日这天开始。像这类的事例还有很多。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战风，塑造了非洲军团的辉煌。而如果再考虑到他们还处在装甲战的初兴期，也就不免更为其成就感慨。

   〈4〉注意初战后的追击，最大限度发挥战果。

   这一点在1941年的昔兰尼加之战，与1942年贾扎拉会战后的疯狂追击中最能体现，其原因除了隆美尔的作战风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洲军团与盟军相比，始终在物质力上处于一种高度匮乏的处境，如不能将战果作超常的发挥，很难取胜。

   转而再看美太平洋舰队的战史，我们就会不无惊讶的发现，前三条也正是该舰队的特点，只有第四条构成了二者的差异。

   〈1〉虽然美军始终处于一种物质高度丰足的状态，但却并非那种一味仗蛮力取胜的军队。从杜立特空袭东京，到1943年对腊包尔、特鲁克的航空奇袭，再到1944年日本内防御圈海空基地的一连串闪击，无不强调奇袭的效果。具体讲，就是充分发挥以快速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编队的威力，结合准确的情报与缜密的计划，往往深入日军海洋防御圈纵深上万里，对沿途基地一一奇袭，再扬长而去，很让人联想起非洲军团装甲群的千里走单骑。

   〈2〉与日本联合舰队不同，美太平洋舰队对日德兰式的公海决战始终并不热心。中途岛海战前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从珍珠港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则是因为美军已找到了新的海战模式。那就是通过对日本岛屿防线的薄弱环节的奇袭获取主动权，然后利用其雷达侦察和情报破译的优势，张开以高炮火网和截击机群组成的环形防御圈，静待一心追求公海决战的日军一头撞倒。然后或转向追歼残敌，或继续于岛屿攻坚，以将之改建成下一轮进攻的跳板，与封锁其它岛屿上日军的基地。这就变海战为两栖战，再从两栖战中获取海战胜机，从而革新了传统的海战模式。与前述隆美尔的战风正好是同曲异功。

   〈3〉一直以来，太平洋舰队的赫赫战果不免为其强大的物质优势所掩盖，实则该舰队的创新精神丝毫不下于非洲军团。战法创新如“跳岛战术”，后勤创新如新式补给舰队，技术发明如跳弹、两栖输送车等等，早已成为战迷们的经典。但最大的创新往往被忽略，那就是自一战以来，“日德兰”模式始终是海战的主流战法，美国海军也不免俗，直到珍珠港被奇袭，才意识到航空海战时代的到来，乃迅速进行转型，并青出于蓝的建立起一支远较日本更强大的也更前卫的公海舰队。这就充分体现了美军的善于学习，和从学习中的善于创新，而日军的错误也正在于，误把美军当成了一支贪生怕死，只靠物质蛮力的低等军队。

   〈4〉关于“扩张战果”这一条，非洲军团与太平洋舰队有很明显的差异。后者自中途岛以来，无论获取多大的胜利（如马里亚纳猎火鸡），都很少像隆美尔那样一泻千里的直追穷寇。原因既有指挥官风格的差异，（如斯普鲁恩斯的谨慎，明显地不同于哈尔西、巴顿，更不同于隆美尔），又有前述物质力的问题，即美军太强，所以无需冒险，只要满足于仍执著于“日德兰”模式的日军，在一次次落空的决战中失血衰竭，就能获胜，这点下面还要提到。

作战单位的对比   

   如前所述，由于战场的近似，所以二者都很注重机动力量与运动战。唯陆海战本身的差异，而使二者一为装甲战的经典，一为公海舰队的神话。但无论是隆美尔的装甲集群，还是太平洋舰队的快速航母编队，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同时具备了强大的机动力、火力与战场生存力。所以也才使二者成为主宰战场的骄子。

   而更有意思的是 从敌军的立场剖析。英军虽然始终清醒的认识到，德国装甲兵是非洲军团的核心，也就是北非轴心国大军的灵魂，反之就是对同盟国最大的威胁。所以从韦维尔到奥金莱克，都一门心思的放在扑歼隆美尔的装甲力量上。却忽视了装甲部队因为拥有强大的机动力，飘忽如风，尤其在北非这种一马平川的战场，很难用直接打击的手法加以围扑。所以猎狐者反被狐猎，或因追求合围而分散兵力，给非洲军团提供了逐个击破的战机（如“十字军”第一阶段的攻防）；或一头撞在隆美尔的机动反坦克火网上，损折惨重（如“战斧”作战，与贾扎拉会战的釜地作战）。直到蒙哥马利来到北非，也开始借鉴隆美尔的攻防互换战法，并结合英军的特点，以进攻获取主动权，然后先歼灭德军稀少而宝贵但又机动力相对较差的步兵单位，变机动战为阵地战，从而迫使隆美尔投入装甲力量进行决战，再变阵地战为拼物质储备的消耗战，从而靠数量压倒非洲军团的质量，才最终赢得阿拉曼之战的胜利。

   而日本联合舰队同样始终清醒的认识到，美快速航母编队，是其头号大敌，山本更清楚，机动部队很难用直接攻略扑捉，所以才发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中途岛海战，却未料到秘码被破译，反被美军伏击。而山本自己也不免在十个月后落入同样的下场。之后日军便陷入和英军一样的错误之中，而且愈发偏执的追求“日德兰”式决战，结果成或一头撞在美军火网之上（如马里亚纳）；或追来逐去，仍不能抓住美军任一支机动编队加以消灭，相反奔劳于几个战区之间，而不能对任一产生决定作用（如吉尔伯特群岛之战）。终至1945年冲绳岛会战期间的“全军玉碎”。

后勤的对比

同样由于前述战场的近似，而产生出又一个共性，那就是两个战场都对后勤有高度依赖。

   实际上，现代化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后勤的作用日渐重要，而使之相对训练、作战、指挥而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军事艺术。如今天的美军，后勤人员要比作战人员还要多一些。而北非与太平洋，一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属区，一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从人的自然性上讲，都是很难存活的地区，更无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大军往来拼杀，这就为后勤提出了空前残酷的要求。

   隆美尔可以说高度重视作战后勤，尤其是非洲军团的战场抢修，完全可以说达到了高度艺术化的境界，以至德军经常是坦克越打越多。但与同时代的大部分名将一样，隆美尔仍不免受很多思维定式的束缚，即忽视战略后勤。最有名的就是他对参谋本部所说的那句，“我的任务就是作战，东西如何运上来，是你们的事。”加之轴心国物质并不丰足，非洲又是次要战场，遂为非洲军团最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反观美太平洋舰队，本身物质基础就很雄厚，又始终注重各类后勤保障，也可以说太平洋战史中的一个很辉煌的篇章，就是盟军后勤力量默默无闻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后勤奇迹。才使太平洋舰队超出传统海战的空间禁区，一次又一次的在远远超出日军意料之外的时间与空间上，发动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奇袭。而这一点却正是后人尤其是一般军事爱好者所容易忽略的。

总结      

   以上的对比，初步而仓促，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助于广大军事爱好者，由单纯的“爱好”升华到带有一定学术研究内涵的有心人，再积以年月，伴随着我们“网上军盟”的不断扩张，而成为一名关心国防又具备高度职业素养的新战将，而不再只是袖手的看客，本文的高地也就攻破了。                                                                                                                                                                                                                      

飞 越 巴 尔 干

--  记1941年克里特岛之战

文  / 王鼎杰

背  景

德军1941年春季在巴尔干的闪电进军，对唐宁街十号的战争决策者们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唯一的庆幸在于，由于强大的皇家地中海舰队的存在，英军虽失去了大陆，但仍控制着一连串孤悬海外的希腊岛屿。其中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西北距希腊大陆约96公里，东南距亚历山大港与尼罗河三角洲约563公里），因具有如下多重战略意义，而迅速成为新一轮的焦点所在。

一、为盟军重返东南欧保留了一个强有力的前进基地；

二、对交战双方在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的航线都有重大意义；

三、利用该岛的机场，可以空袭轴心国在欧陆的基地。尤其随着盟国空军航程的不断提升，早晚将延及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区，那正是第三帝国继续扩张所必不可少的输血库。

这就给德军在巴尔干大陆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难以挥去的阴影。可德国海军本就先天不足，在地中海的存在更是微不足道。意大利海军若单从吨位与舰数上讲，并不弱于皇家地中海舰队。但致命的缺陷在于：

一、从军舰设计上讲，意大利人过于拘泥于一战经验，对舰载雷达等新技术反应迟钝，完全不具备夜战能力；

二、由于意大利本身的地略价值，意军高层认为阳台状深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本身就是一个巨型航空母舰，所以忽略了对航母的发展，但意大利空军恰恰极弱，且极度缺乏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这更进一步削弱了意海军的战斗力。

三、由于意军高层对航空母舰的威力，既缺乏如山本五十六般的战略预见，又缺乏如坎宁安那样的战术创新。所以从舰队防空到军港守备，都严重滞后于现代化战争的发展。这就为塔兰托遭奇袭埋下了不祥的伏笔。

结果是自意英开战以来，意海军无论是士气还是实力方面都是连遭重创。此刻指望他们去为攻占克岛夺取制海权，无疑望饼充饥。

最关键的，与老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同样对海洋久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所以对进攻这样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他是并不热心。而该岛恶劣的地理特征，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战  场

作为地中海第五大岛，爱琴海第一大岛的克里特岛，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首府干尼亚。东西平均长约250公里；南北平均宽却只有约32公里，最宽处约60公里，最窄处不足18公里。

就是这样一个扁长的小岛，几乎全都被光秃陡峭的山峦所占据。自西向东依次为：白山、伊达山、腊西提山、希提亚山。尤其在南部，高崖陡峭的立在海岸线上，找不到良港，只有一些散布的小渔村；北部山地入海之势较为平缓，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散布着几处山间平原、港口与机场，其中最好的锚泊地在苏达湾（因北面有险要的阿克罗蒂里半岛作屏障）。唯一的现代化机场在中部偏东的伊腊克林。西北端靠近苏达湾的马莱迈机场尚未完工，只适于起降战斗机，中西部的雷西姆农机场则只有跑道。事实上，该岛最适于大规模登陆的地点，正在西北端的马莱迈-干尼亚-苏达湾一线。这拉长了守军的补给线，但也使德军的抢滩空间缺少悬念。

交通状况也很糟糕。岛上河川密布，由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大部分河川流速湍急 ，且要穿过险峻的山谷。对于前述最适合登陆的西北部战场而言，丘陵连绵，多窄深峡谷，偶尔才有一两处较宽的谷地。唯一的贯通东西的公路沿北海岸展开，像一条长线，自西向东串起卡斯特利、马莱迈、干尼亚、苏达湾、雷西姆农、伊腊克林和西提亚这一连串“珍珠”。由于路面狭窄，重型卡车不能交错通过。沿途地形起伏而多急转弯，所经桥梁载重无一超过七吨。又没有与之平行的辅助公路网。至于南北向贯通全岛的公路则一条也没有，另外有三条窄轨铁路，但无益于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

   这个地形无疑给防御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更不利于进攻者。该岛北部山地斜坡上密布的葡萄园、橄榄树和杏树林更是极有利于守方的伪装，而高度不利于攻方的空中侦察和轰炸。似乎，德军将又一次望洋兴叹。

斯 图 登 特 的 介 入

自1939年总掌德国空降部队的库特·斯图登特将军，无疑算得上二战期间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他的传奇性，一部分来自他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这点很像隆美尔），更多则来自他所指挥的那些比他更有传奇性的帝国伞兵们。

自开战以来，他的伞兵从北欧到西欧，一次又一次的在远离主力，数量、装备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成功完成了一连串高度不可思议的棘手任务，给交战双方都留下了深刻而神秘的印象。这次他同样以为，在陆军与海军都束手无策的地方，正是他的伞兵才能大显身手之处。

德军已经取得了该区的制空权。这个优势又由于基地因素而得到大大加强。当时，德军在巴尔干大陆的机场距克里特岛只有120至240公里不等。英军在马特鲁的基地则在500公里之遥，马耳它基地更在千里之外。当然，克岛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航空港，但此刻在德军的猛烈空袭下，已彻底瘫痪。对德军而言，关键是要抛开传统两栖登陆战的思维限制，充分发挥一下严谨备战基础上的想象力。

斯图登特首先要说服戈林，先在空军内部“力排众议”。然后再说服希特勒拍板。前者很容易的就在4月10日实现了。因为爱面子的戈林急于在元首面前洗刷不列颠空战失败所带来的阴影。后者一开始遇上了些麻烦--一向以冒险家著称的希特勒，面对这个大胆的构思，居然也认为有点太大胆了。但终于还是在第二天批准了这个计划。无疑，计划书中对普罗耶什蒂油田可能在今后的某一时段，突遭来自克岛空袭的论断，深深刺痛了希特勒内心深处的经济神经。不过，他仍没忘记追加一个限制：无论战况如何，都不得因此而影响即将展开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时间则初步定在西元1941年的5月15日，行动代号：水星。

代 号 “水 星”

大方向一旦敲定，空军内部随之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实现“水星计划”的激烈争论。

斯图登特确定了七个空降点同时作第一轮突袭，以使守军顾此失彼。各着陆点将像油碛一样渗入守军纵深，并使之弄不清哪个方向是德军的主攻。从而在心理和物质双方面使守军重心失衡。后援力量则视战局演变作灵活的投入，以保证决定性地点的决定性打击。

第四航空队司令勒尔则认为，由于此役德军的首要优势在制空权，所以应当将空投集中在一个决定性地点。如此既能充分发挥支援空军的打击力，又可防止被守军逐个击破。一旦牢牢控制住登陆场，即在后援力量的不断投入下，作离心状外展突破。

两份计划同时上呈戈林。考虑到可以调用的运输机的运载限度，和支援空军的火力运用。最后方案确定了四个空降点，分两个波次进行。第一波空投岛西北端的马莱迈与干尼亚，第二波空投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先由伞兵夺取机场，再用运输机和滑翔机空运重型装备和后援部队。最后视情况用海军运去更重型的装备和地面部队。所以三个机场与苏达湾都必须在入侵日结束前占领。

此次行动由勒尔担任总指挥。总部设于雅典的一所高级旅馆里。斯图登特久享盛名的第十一航空军负责进攻，同样大名鼎鼎的冯·里希特霍芬的第八航空军提供空中支援。后者是一支拥有808架作战飞机的可怕力量，包括223架轰炸机，305架俯冲轰炸机，230架战斗机，50架侦察机。最著名的还是里希特霍芬本人。作为“红色男爵”的兄弟，正如他的姓氏所显示的那样，甚至连高傲的希特勒也为其贵族气质而心折。此公判断敏锐，眼力独到，具有极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一旦目标确定，绝不动摇。其才华早已超出了单纯的空战领域。所以才被公认为是除了曼施坦因之外，最有资格出任德国参谋总长的人选。但那显然违背了第三帝国的极权本质，所以始终被限制在单纯的空军领域。但这个舞台，也足以让他异彩奇放一下了。

空降任务由第七伞兵师担任，该师师长吉斯曼中出任此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该师原属陆军建制，后改由空军指挥。是不折不扣的“王牌师”。该师的黄金搭档，一起在西线创造神话的第二十二机降师，这次将再度与之连抉出击，但由于时间紧迫（受侵苏之战即将展开所限）与交通阻碍，远在罗马尼亚对苏备战的第二十二机降师最终未能赶到，不得不临时改派林格尔中将的第五山地步兵师负责。该师与上述两个师同为王牌部队，并且正如其名称所展示的那样，用在克里特那种地形上作战，确实再合适不过了。两师合计二万二千人，将由75架DFS230滑翔机和493架Ju(容克)-52运输机负责空运。前者总重仅2.09吨，每次可载10人和0.27吨装备；后者时速240公里，航程990公里，每次可载12至17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4吨补给，作为伞兵们的老搭档，被亲切的称为“容阿姨”。

战场区分为三个战斗群，西部战斗群由迈因德尔少将指挥，目标马莱迈；中部战斗群由前敌总指挥吉斯曼中将亲自指挥，第一波的目标是干尼亚与苏达湾，第二波为雷西姆农；东部战斗群由林格尔中将指挥，目标是全岛最现代化的机场伊腊克林--山地师的使用关键就在于此处机场能否被迅速占领。海上支援则由东南舰队司令舒斯特尔海军上将统一指挥。

最后的备战工作无须争论，但实际问题也开始一个个浮出海面。诸如：[1]第五山地师虽然善战，却从未受过机降训练，不得不临时特训；[2]伞兵与所需运输机还分布在从法国到巴尔干的广大地区内，大部分设备急需抢修；[3]还必需抢在开战前，在克里特周围德军控制的岛屿上，布置机场、补给站、防空阵地和救援中心。[4]希特勒又坚决不允许由于这次行动而对苏德战争有任何延误。于是，所有准备工作都只能在夹缝中进行。入侵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定在了5月20日。直到进攻前5个小时，好几个中队的运输机还没有燃料，结果，连空降兵也被动员起来，将油桶滚到飞机旁，直接用手摇油泵加油，才总算在开战前喂饱了这些“饿鹰”。

但问题尚不止于此。大部分机场设备简陋，在干燥炎热的5月，一架飞机起飞，就会扬起大团久久不能散去的尘砾，严重干扰后续机群的起飞。虽然德军动用了大批消防机械洒水，还是无济于事。另外，受当时的技术限制，伞兵所能携带的最重型武器就是37毫米步兵炮，与75毫米短管山炮。但要拆成零件，分箱空投。甚至轻武器与弹药也装箱与人员分离空投。原因在于，伞兵在伞降过程中是最虚弱，最易于被杀伤的，所以德军要尽可能的减短这个过程。[1]伞降的速度在安全前提下要提到最快。[2]空降高度在安全前提下要降到最低。这就必然引发问题的另一面：伞兵随身携带物资的重量要压到最低。这虽然降低了伞兵由于载荷过重而跌伤的事故，却也要冒人与武器分离的危险。事实上，绝大多数伞兵落地后只有手枪和几枚手榴弹，少数军官和军士才得以携带一挺冲锋枪。（注：与之不同的，后来的盟国伞兵走了另一条路。他们的装备尽可能的随身携带[甚至包括了反坦克火箭筒]。原因有三：[1]盟军掌握了绝对的空中优势；[2]这个优势的背后，是一支机种齐全，物资储备极其丰富的空军；[3]其空降区域多选在无敌区。两相比较，盟国伞兵更像空运步兵，德国空军则更令人联想到特种空降突击队。）

而且这次虽然施图卡仍将照旧轰鸣，他们却注定无法得到帝国装甲单位的闪电驰援。在法国正是这两个因素的配合共同谱写了帝国伞兵的神话。

但斯图登特依然近乎狂热的相信他将取胜。因为从以往的战绩而论，他的伞兵从来都是以劣击优并以少胜多的。所以他们才自信是帝国军队精英中的精英。他的情报还显示，岛上守军不足一万五千人，缺少重火器，士气低落（尤其那些希腊军）。至于居民，则早已做好了欢迎伟大的帝国解放军并驱逐可恶的英国佬的准备。那么，岛上还有什么因素能使他那一朵朵绽开的伞花枯萎呢？

海 的 另 一 边

事实上，守军是2.75万英军，再加1.4万希腊军--后者的斗志也远远超出了德军的预料。当地居民更已武装起来，准备以一切手段干掉入侵者。而且，守军还拥有9辆坦克和大约30辆装甲车。这个数字对于守军而言显然太少，但对于首批德国伞兵而言却又太多。

与德国糟糕的情报系统相比，英军成功破译了德军的密电码，再结合来自希腊大陆的谍报，英军不仅早已获知德军这次将从空中作伞兵突击，而且掌握了德军入侵的精确时间。尚未开战，德军已丧失了从战略到战术的一切突然性。

丘吉尔的态度很明确，4月28日他致电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根据情报，我们清楚地看出，德军即将对克里特岛发动一次猛烈的空降突击。……这次应该是消灭德国伞兵部队的好机会。该岛必须坚守。”

于是，韦维尔在亲自视察该岛后，自1940年10月29日英军入驻该岛后，第七次更换指挥官。来自新西兰的“斗士”弗赖伯格少将临危受命，在前者眼中，后者是在当时那种糟糕情况下，唯一能将岛上各种失序力量重新捏到一起的人。

将军早在一战期间即享勇名，在不久前的希腊撤退时又有上佳表现。此刻，针对该岛的地理特征，将军把60%的兵力放在了西北部。具体的布置为将全岛守军划为如下六个防区四个相互可以独立战斗的战斗群，自西向东依次为：

卡斯特利，1030人；马莱迈，10829人。指挥官：普蒂克准将（第1新西兰师，第1、6、8希腊团）。

苏达湾，14822人。指挥官；韦斯顿少将（英澳混编部队，第2希腊团）。

雷西姆农，6730人，指挥官：瓦齐准将（第19澳大利亚旅，第4、5希腊团）。

伊腊克林，7399人；廷巴基翁（位于该岛中南部偏西）625人，指挥官：查佩尔准将（第14英国旅，第3、7希腊团）。

守军争分夺秒，在德军可能空降的地区周围的高地上抢修了大批坚固工事，并进行了巧妙的伪装。树林里则埋伏上狙击枪手。不到迫不得已，所有单位对德军的侦察和空袭均不开火，以免暴露阵地。结果，当德军自以为已经摧毁了岛上几乎所有军事目标时，实际上却是绝大多数炸弹都扔在了英军的假阵地上。

但最让将军头疼的还是由于补给匮乏而造成的装备短缺。守军每天需要一千吨给养。由于制空权的丧失，白昼几乎完全不能运输。加之港口集中在北部海岸，这就使航线更加漫长而脆弱。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日运七百吨，但不久就骤降到可怜的每天一百吨。结果，原计划布置重型高射炮32门，轻型高射炮24门，探照灯72部。实际是；重型高射炮16门，轻型高射炮36门，探照灯24部。缺额的16门重型高射炮是开打后才运来的。

岛上的空军微不足道，又连遭空袭。到5月19日，最后的7架飞机也撤往了埃及。但英军却并未毁掉机场，也未在跑道上布雷。只是将之封锁了起来。原因是：第一，日后英军还要使用；第二，根据以往交战的经验，德军的空降并不需要机场。在弗赖伯格的记忆中，德军在荷兰是直接机降在防备薄弱的道路、海滩和开阔地上，以充分发挥空降作战的灵活突然性。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前提，但不幸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次德军正是大胆到要单刀直入的直接进攻英军重兵设防的机场！

由于从大陆撤退时抛弃了所有的机动工具与重装备，守军一旦一点遭袭，其它各点之间很难相互支援。道路的困难与通讯器材的缺乏无疑雪上加霜。当然，守军可以利用岛上完整的民用通讯设备，但由于主要电话线是沿海岸公路敷设的，所以极易被破坏。

不过，弗赖伯格深知，德国伞兵的困难更多。他坚信，除非有传统的海上登陆相配合，否则德军是决不可能只靠空中突击拿下克里特岛的。而强大的皇家地中海舰队（辖四艘战列舰，一艘航母，十一艘巡洋舰，三十艘驱逐舰，一艘布雷舰，二艘小型护卫舰），在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的指挥下，业已枕戈待旦，立誓扫灭一切海上入侵者。

入 侵 日

5月20日凌晨2时，引导小组先行起飞，前往铺设信号板。4时，第一批空降部队出发。5时半至6时，第八航空军作最后的火力清扫。晨7时，空降开始。7时一刻，第八航空军开始转入牵制攻击。

参加空投的493架运输机只损失了7架，似乎一切顺利。可转眼间，空降兵们便陷入了密集的立体火网笼罩之中。事先完全没有发现的火力点和部队不断涌现，很多人还在空中就被击毙。落地后的损失同样惨重，而且活下来的人很多只能用手枪与手榴弹还击，因为他们无法接近分开空投的武器箱。更滑稽的是，很多武器箱落入了当地居民手中，他们毫不犹豫的用它们横扫入侵军。一时间，象征和平的橄榄枝与伞兵尸体一起被打的满天乱飞，好象一袋袋被突然在半空中倒翻过的马铃薯。

更糟的是，前敌总指挥吉斯曼中将在途中就坠机身亡，原因始终是个迷团。据判断，是由于一架战斗机在超越其座机时飞得太近，强大的气流导致了滑翔机的解体。西部战斗群指挥官迈恩德尔身负重伤，但仍在坚持指挥战斗。一线的军官与军士死伤惨重。德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况之中。

由于战局混乱，通讯设备损失严重，雅典总部未能及时作出正确的战况判断，第二梯队按计划出动。机场的扬尘令地勤人员束手无策，起飞整整比原计划晚了三个小时，机群毫无组织的起飞，又进行章法全失的空投。结果是引发更大的混乱和伤亡。很多飞机还未来得及空投就被高射火力轰成了碎块。突击雷西姆农的指挥官施图尔姆上校刚一落地就成了俘虏，同时落入守军手中的还有德军的作战计划与联络密码。结果，一度守军居然引导着德军空军四处追炸德国伞兵。成为那个血腥日子里的又一个幽默事件--但同样是血淋淋的。

岛上地形的恶劣也远超想象，很多滑翔机在尘烟中摔成碎块。几乎没有一支部队能精确落达预定目标，甚至很多该降到高地上的伞兵却进了洼地。该岛居民的斗志旺盛的近乎狂热。在东部战区，一个缺少装备的伞降工兵排，全部倒在当地人的火枪和砍刀之下，并和之后很多倒霉的落单伤员、巡逻兵一样，被狂热的岛民用斧子分尸。

日落时分，克岛已变成标准的人间地狱。这个季节，正是岛上茉莉花与金合欢盛开的美时。此刻鲜血却在花丛中恐怖的蔓延。天气出奇的闷热。伞兵们缺水，缺粮，缺少有效的指挥与重武器。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帝国伞兵，此时却被守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打的无处藏身。原计划进攻当天一并拿下的三个机场无一到手。微弱的电波，断断续续的将真相传到雅典总部。斯图登特陷入空前的焦虑和沉思中：如果能熬过今晚，就有办法……

转  机

正如数十年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对德国管弦乐团的赞誉一样。虽然失去了有效的指挥，入侵日的每一名伞兵仍然发挥了空前的自律性与主动精神。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他们没有沮丧，也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凭借着团队精神和想象力，因地制宜的随机应变，尽最大可能挽回战局。事后证明，正是这种“目标导向型”作战体系挽救了德军，也挽救了“水星计划”。

总括当天的战局：

在东部。由于伊腊克林机场是如此重要，守军早以重兵严防死守，所以一开始就是苦战。伞兵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左拼右杀，最后勉强守住了几块巴掌大的阵地。

在中部，第一波突击干尼亚的部队，初战进展顺利，但当三辆英军坦克出现在战场上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了。损失惨重的德军被逐进一片可怕的谷地。夜幕的降临暂时救了他们。第二波突击雷西姆农的德军则和伊腊克林的战友们一样，深陷死神的重围之中。

在西部，双方围绕俯瞰马莱迈机场的107高地，反复拉锯。战斗的血腥激烈，对双方的意志力都是一个空前的考验。下午，英军大举反攻。作为先导的两辆坦克轰鸣的引擎，一度令伞兵们的脑袋一片空白。但英军自己犯了错误。导致一辆坦克陷在石砾中，另一辆则被击毁。伞兵们以精湛的战术、顽强的斗志和超出想象的好运气，奇迹般的挫败了英军的反攻。但他们的处境也不妙，如果继续滞留在开阔地上，无异于等死。同样若不能攻克107高地，虽控制机场仍是镜中之月。于是，他们决定当晚孤注一掷--大举夜袭107高地。

可是，让他们难以相信的是，白昼坚不可摧的高地此刻却已空无一人--英军撤退了！

原来，英军的人员和装备损耗也很严重。守备107高地的士兵伤亡已过一半，通讯也遭到破坏，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反攻的失败，越发猛烈的空袭和德军不断发起的冲锋，都令英军指挥官安德鲁上校沮丧。不断下降的伞兵也令他摸不透德军的真实力量和意图。背后的枪声和对第二天空袭的忧虑，最后导致他决定暂时后撤重整力量，再卷土重来。可是，德军已不再给他机会。尤其遗憾的是，这个消息未能及时通报给弗莱伯格，在他指挥部的作战地图上，107高地依然牢牢地控制在英军手中。

有趣的是，由于通讯故障，斯图登特同样未能及时获得这一天大喜讯。但他深知，必须尽快将山地师投入战斗，才能扭转战局。可那需要机场和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最后，他决定向三个机场同时派出一个参谋小组，重点则奇迹般的锁定在马莱迈机场。为此，他派去了智勇双全的克莱上尉。于是，就发生了第二天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参谋惊讶的发现，机场和高地都已处于德军掌控之中！

但英军的远程火力仍威胁着跑道。飞行员像玩特技一样强行降落在火光四起的简陋跑道上。克莱迅速跳出飞机，与对这一“壮举”明显面带“惊容”的战地军官们迅速交换了情报后，又同样特技般飞回了雅典。斯图登特闻讯大喜，当即决定，把最后的600名伞兵全部空投马莱迈地区。第五山地师也改从这个缺口注入。新的指挥官是52岁的拉姆克上校。此公海军出身，一战时即曾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1940年以上校衔自愿加入帝国伞兵部队，这次是他第一次空降实战。确实，凶悍顽强而脾气火暴的他，非常之适合这个新任务。

伞降与前一天一样损失惨重。机降部队则与克莱上尉一样强行迫降在马莱迈“机场”上。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与滑翔机摔成了碎块。工程兵利用缴获的英军车辆，迅速清扫跑道，残骸堆积如山。所幸人员和装备基本安全着陆。拉姆克的出现，引发伞兵们的欢呼：“上校！终于来了。”

无指挥状态去而不返，战局也开始逆转。

水 葬 场

就在5月21日近午，德军海上入侵部队的第一梯队扬帆出港，直驶马莱迈。他们包括25艘船只和2331名士兵。为配合此次行动，德国统帅部希望意大利海军能对克岛附近的皇家海军预作一个扫荡。其实则根本没抱太大希望，德国人的真实意图在于用意海军作饵，钓开皇家海军，好为海上入侵部队扫清障碍。当然，意军也不傻，他们拒绝了这个计划。结果，为第一梯队护航的只有一艘意军“狼”号鱼雷挺。

只所以选在近午出发，主要是想借助夜幕的掩护秘密走完最后一段艰苦航程，以避开皇家海军的袭击。但是这样一来，德国空军的掩护也成了泡影。事实证明恰是弄巧成拙。

当天下午，英军的侦察机便发现了这支船队。晚间，英军出动了三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发起了突然袭击。探照灯像死神的注目礼，恐怖的从一艘船只移向另一艘。随之而来的是劈头盖脸的猛烈炮火，还夹杂着致命的鱼雷攻击。

护航的“狼”号鱼雷艇在中弹十八发的情况下，仍奋勇周旋，船队则加速疏散回逃。但仍有12艘地中海轻帆船和3艘轻型小货船被击沉。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上将不无兴奋的估计，至少四千名轴心国士兵丧生大海。斯图登特与林格尔则沮丧而无奈的判断至少二千人阵亡。但事实却奇迹般的只损失了二百九十七人！这是德意空海救援部队巨大努力的结果。

22日晨，由38艘小船组成的第二梯队（上面运载着四百名德军和伞兵们急需的重装备）又遭到英海军阻击。船队匆忙北遁。英军虽明知天亮后德空军的袭击就将展开，仍穷追不舍。护航的意军“人马座”号鱼雷艇在二者之间来回冲突，放出烟幕并不时还击。闻讯赶来的德国空军穿过黎明的曙光，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伤痕累累的英军被迫撤退，所幸无一沉没。但战果同样微不足道：只击沉了德军两艘小船。

22日一整天。急于复仇的第八航空军不断出击。按里希特霍芬的记载，“空军部队整天都在空中飞行、轰炸、补充弹药”。日落之后，综合前线战报，里希特霍芬判断，他至少摧毁了六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从里希特霍芬到戈林，无不将此战视为帝国雄鹰走出不列颠阴影的标志。可是，当戈林兴冲冲的拿着战报找希特勒邀功时，后者却出乎意料的保持了沉默。对他而言，此刻除掉即将开始的“巴巴罗萨”计划，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这无疑令戈林很扫兴，也使里希特霍芬增派援军扩张战果的构想遭到幻灭。但仍不妨碍后者自我陶醉于当天的日记中：“……虽然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对能够取得巨大而有决定性的胜利信心十足……”23日，德空军又击沉两艘英军驱逐舰。这使里希特霍芬相信，海上入侵已可继续进行，因为最大的障碍已不复存在。

相反，坎宁安发给伦敦的电文则充满了枯涩与无奈：“四天来的较量是对地中海舰队和德国空中力量的检测。在沿海地区，我们必须接受失败的事实，并且承认由于损失惨重，我们已无法继续阻止敌军对克里特的海上入侵。这一结论令人担忧，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这个结论与前述里希特霍芬的判断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德国最高统帅部却又一次搁浅了里希特霍芬的建议。因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后者的战果判断。事实上，虽然22日英军的实际损失确实要低于里希特霍芬的判断，但也很惨重。总计沉没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两艘，重创战列舰与巡洋舰各一艘，轻伤战列舰与防空巡洋舰各一艘。皇家地中海舰队为支援克岛作战付出了沉重代价，可惨剧远未结束。26日，“可畏”号航母遭重创；27日，“巴勒姆”号战列舰又遭重创。无数个世纪波澜不惊的地中海，一夜之间竟成了皇家海军的水葬场。

冲 出 桥 头 堡

就在5月21日晚上，弗赖伯格在他的山洞指挥部里，与远方马莱迈附近的德军官兵一起，有幸亲眼目睹了德国海上入侵军的挫败。海上威胁的暂时消除令将军大感轻松。但他仍不敢将海防部队全部抽调，而是决定只动用第五旅的两个营，夜袭马莱迈机场，堵住这个立体突破口。

由于传达延误，夜袭变成了昼间强攻。英军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发起进攻。在两公里的开进途中，伪装巧妙的伞兵在空中支援下疯狂阻击。但英军还是顽强的一度攻到可以扫射机场的距离--不过，这已经是整个围攻行动的颠峰了。德国人的空中优势最终扼杀了英军的攻势，空运援军的行动也一刻不停的进行，山地师的士兵们几乎是一跳出机舱便进入了战场。相反，英军指挥官过于顾虑来自海上的登陆。一再拒绝前线的增兵要求，还把德军不停顿的空中增援，误当成空运撤退。直到午后，弗赖伯格才终于决定将整个第五旅投入反攻。但为时已晚，德军密切的陆空协同，最终击退了英军。

与此同时，其它地区的德军也没闲着，伊腊克林附近，在布劳尔上校的指挥下，被困德军依靠空投苦苦支撑。虽然未能夺取机场和港口，却也就这样在八倍优势敌军的环攻下顽强的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还不时发动反攻。这对英军，始终是个如绠在喉的浅在威胁。从苏达湾到德军成功利用了渗透战术，一路通过下规模战斗透向强大守军的薄弱侧后，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效果，虽然远未形成实质威胁。

背后响起的枪声又一次搅的英军指挥层心神不宁。终于英军被迫放弃这次钟摆似的反攻，撤向干尼亚。德军尾随追击。久困囚笼之势终于开始动摇。狂潮迅速呈扇状外展。

总的说来，战况的进展令斯图登特满意。他决定亲自飞往克岛指挥最后阶段的扫荡战。但勒尔与里希特霍芬则另有考虑。二人旁观者清的建议，在一线作战与后勤保障急需协调的此刻，斯图登特远离作为通讯指挥中心的雅典是不太妥当的。最后决定改派林格尔前往马莱迈，指挥加强后的西部战斗群，冲出桥头堡，彻底控制该岛的西北部后，一路向东扫荡前进，与中、东部战斗群会师，全面控制该岛，消灭守军。尤其强调了当前的首要急务：尽快为雷西姆农与伊腊克林的被困伞兵解围，并攻克两处的机场与码头。斯图登特和他的第十一航空军参谋团则继续留在雅典总部统筹全局。

也就在这一天，意大利当局决定组建一支“摘桃子部队”，参加该岛的地面战争。

悲 惨 之 路

5月22日黄昏，林格尔和他的参谋团有惊无险的成功降落在一片狼籍的马莱迈机场上。将军的到来，激起了士兵们更高的斗志。林格尔将伞兵与山地师士兵分开各组成一个战斗群，后者向南呈扇面展开，前者则沿海岸向东推进。

23日，他们与中部战斗群成功会师，但并不包括那些在雷西姆农久困的伞兵。

24日，充满信心的德国广播电台第一次明确宣布，伟大的帝国伞兵部队已在克里特岛激战五日！

同时岛上守军的士气也已高涨到难以抑制的程度。甚至雷西姆农与伊腊克林的孤军也要求绝对优势的包围军立即投降！

25日，卡斯特利陷落。德军终于完全控制了该岛最重要的地区。也就在这一天上午，斯图登特终于踏上了克岛。曾经他为自己能喊出几乎所有伞兵的名字而自豪。可现在，他痛苦而震惊的发现，很多人再也听不到他的呼唤了。分尸事件更令他震惊而愤怒，于是他下令以十倍原则屠杀当地居民以示惩戒。还专门立了一座纪念碑。战后他为此次暴行遭到国际法庭的审判，被判刑五年。但奈人深思的是，这个起诉后来又被撤消了。

27日，一支营级规模的德军进占守军放弃的克里特首府干尼亚。该市市长表示若德军善待市民，他可以配合移交城市。德军指挥员海德特上尉立即郑重承诺严肃军纪。于是，在宽松的受降仪式上，不久前还打的头破血流的双方共同举杯，祝词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

28日，一艘拖船把载有四辆坦克的两艘驳船拖入了马莱迈。这对守军而言，是一个很不祥的征兆。同样是这天，意大利的一个装甲连在该岛东部的希提亚登陆。但是，弗赖伯格在27日就已决定从南岸的小渔村斯法基亚撤退。意军此时的登陆，既无助于西部德军的激战，也不能兜住南撤中的英军。他们唯一的收获是，罗马的电台终于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固若金汤的克里特岛是德意联军合作攻克的。这与其海军部队的出色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头来看，弗赖伯格27日的决定很不同寻常。因为从地理特征的常识上讲，撤退应该东西向移往北海岸的某一个尚在英军控制中的港口，在海军接应下撤退。韦维尔的建议正是让他撤向雷西姆农。但此刻不同于敦刻尔克，倒很类似不久前刚刚进行的巴尔干大撤退。英军已完全失去制空权，皇家海军连遭重创之下，只能夜间行动，而且必须在天亮前撤离。如此由于航程限制，英军只有高速驱逐舰才能实现这种抵达北岸港口的夜间往返，而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最关键的，德军此刻东西合围之势渐成，英军若东西向移动必然陷入敌军的口袋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将军才抛开北海岸的港口，而选择南部的一个小渔村。

撤退从28日开始。就在英军撤退的第二天，急于解围的德军终于同时与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的孤军会师，可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布劳尔上校的领导下，东部战斗群已独力控制了伊腊克林。雷西姆农也早在解围部队到来之前便宣告易手，展现在解围部队眼前的除了伤痕累累但斗志不减的德国伞兵，还有大批沮丧的盟军战俘。

 与此同时，南撤的盟军正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旱地，前往坐落于一座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下的斯法基亚。撤退很快失去了秩序，浑浊的人流和士气沮丧的士兵令将军终生难忘。将军称这条路为“悲惨之路”。它忠实记录了英希守军在克里特岛的最后时光。

消息传来，坎宁安决定立即前往营救。但海军内部出现了反对意见。因为皇家海军已不能再承受一次同样惨重的损失了。从帝国的军事史经验讲，牺牲岛上那样一支陆军还称不上伤筋动骨，可一支舰队的毁灭就太可怕了。对此，坎宁安坚定的说，如果单纯从实力与物质消长上讲，确实如此。但就这样袖手旁观陆军的灭亡，无疑违背了皇家海军悠远而光荣的道义传统。“我很清楚，海军建造一艘新军舰要三年。但重建一个传统，却要三百年！”

于是，伤痕累累的皇家地中海舰队再次悲壮的开始新的远航。幸运的是，德军的注意力过分放在为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的伞兵解围，而忽略了英军南向的撤退。结果是追击与撤退的双方越走越远。第八航空军则过于注重支援地面战斗，而忽视了对南撤盟军的轰炸。性急的希特勒更不顾战役尚未结束，便于26日开始抽调空军参加对苏战备。盟军才得以较顺利的撤出大约一半的兵力（总计一万六千五百人，内含大约二千名希腊人）。但随着德军空袭的加强和地面部队的南下。撤退不得不在6月1日终止。海滩上留下了六千名无助的士兵，他们将和其它地区大约相当数目的不幸战友一起，等待漫长战俘营生活的开始。

在这场历时十三天的激战中。德军共投入兵力约二万二千人，损失六千五百五十三人（死二千零七十一，伤二千五百九十四，失踪一千八百八十八）。装备损失为作战飞机一百架，运输机二百一十架。这对即将展开的“巴巴罗萨”计划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盟军投入兵力约四万一千五百人，损失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三人（其中一万二千人被俘）。但这不包括皇家海军的损失：沉没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六艘，小军舰二十九艘；重创航空母舰一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五艘。总计人员损失二千零十一人。

意 外 的 折 翼

诚如利德尔-哈特所评价的那样，“纯粹凭借从空中侵入的兵力以来攻占克里特岛，可以算是战争中的一次最惊人和最大胆的表演。同时这也是大战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次空降作战。”德军在天时、地利、人和、装备、后勤均不占优的情况下，以少击众，一度似乎守军就要取胜，可终于还是德军大获全胜，真可谓间不容发，无怪西里尔·福尔斯称此战为“德军最光辉的战绩”。

综观此战，从作战的角度讲，5月20至21日的夜晚实为关键所在。弗赖伯格未能及时在马莱迈方向发动有力反攻，实为一大失误。原因是他将过多的力量用于海防。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可以理解。但那个威胁恰恰被坎宁安以巨大的代价消除了。相反，德军的主突方向一开始并不在马莱迈，但他们充分利用了5月20至21日的夜晚，作出一连串大胆、果断、高明的决定。英军前线指挥的失误进一步恶化了局势。以至坎宁安的巨大代价也丧失了意义。战局遂为之逆转。  

其次，德国伞兵的主动精神。实为此战胜负归属的另一重大决定性因素。诚如上述， 他们在失去了指挥的情况下奋力拼杀，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作出灵活积极的反应，终于为战局的逆转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种精英意识下的主动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菲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陆军。虽然今天很多人仅从战术印象上认为菲特烈驭军严整的近乎机械，却忽略了那只限于战术和组织，这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如果从指挥上讲，恰恰是高度灵活的，尤其到七年战争后期，战场越来越大，菲特烈必须委任一些将领独当一面。往往是预先定下一个总方针，如何完成则更多靠基层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到克劳塞维茨的传世巨著《战争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中，这种精神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理论阐述，并最终在两次大战中达到实践的最高潮。史实证明，克里特之战中德国伞兵的表现，仅仅是其中的一朵浪花。

最后，这一战充分展现了空中优势的重要性。其外延有二：〈1〉展现了空降作战的巨大威力；〈2〉证明了在现代化战争中，面对优势空军，若无制空权，再强大的海军也无法取得制海权。

相反，盟军通过这一战深刻认识到空降兵的巨大威力，和现代化战争的另一个侧影。于是他们也开始组建同类部队，并且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德国人。这就为后来的大反攻预造了一把绝世好剑。也为英美军中作为战略单位的空降部队的诞生，拉开了一个颇不同寻常的序幕。

但这些都是很遥远的后事了。盟军目下要面临的窘境是：首先，德空军以克里特为基地，配合西西里和利比亚的基地，将给英军在地中海与北非的海空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其次，以克岛为跳板，运用同类战法，依托优势空军，一路延塞浦路斯、土耳其，蛙跳中东。与隆美尔的非洲攻势组成一个致命的立体钳形合围，那又将是一个怎样的终局呢？至少越岛攻击的发明者就将不再围绕尼米兹与麦克阿瑟争论归属，而很有可能在勒尔与斯图登特甚至更出人意料的第三者之中产生。

最后，克岛易手，将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提供一个新的，短而安全的后勤线，这样马耳他的军事意义就将大为贬值。“沙漠之狐”的涨潮攻势也将获得更深远的动力。

尤其不应忘记的是，这一战发生在隆美尔第一次北非攻势高潮之后，希特勒闪击苏联之前，遂不免牢牢扣住世界媒体的眼球。但结果却是大英帝国的又一次残败和撤退。而生活在民主阵营中的时人尚不知道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究竟指向何方，都不免替这老大帝国担忧起来。

但英军是幸运的。

首先，希特勒已决定6月22日入侵苏联。为了这一战，帝国已近乎倾其陆空主力于这条辽阔的东部战线上。虽然希特勒也曾考虑过利用阿拉伯人的反英情绪，对中东作一次闪电战，但那是苏德战争胜利之后，丘吉尔还不认输时的最后解决方案。短期内，只要苏德战争没有结束，包括隆美尔鼎鼎大名的“非洲军团”在内的一切南方部队，任务仅仅是防御现有阵地，保证意大利的政治稳定。这不仅使英军躲过一劫，更使德军为攻占克里特岛所作的种种努力与牺牲大大贬值。

其次，由于巴尔干诸国尤其是希腊和南斯拉夫落后的交道，险恶的地形，和接受盟国支援的反德游击队的活跃，以及苏德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德军直到北非战场终结，也未能建起一条经克里特直达托普鲁克的便捷而安全的新补给线。结果，隆美尔的给养仍要经意大利，从西西里运到的黎波里。超过一半的物资在途中被以马耳他为基地的盟国海空力量所击沉。少数抵达北非的物资，还要冒着空袭走过上千公里的海岸公路才能运到前线，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损耗。只所以不用铁路，是因为意大利人缺乏战略眼光，虽然利比亚长期处于其殖民统治下，墨索里尼也垂涎埃及已久，却一直未像他的敌人那样修筑一条极具战略价值的沿海铁路。这种长期的营养不良，最终钝折了“非洲之狐”一度举世罕匹的利爪。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一战的理解，希特勒的结论非常之与众不同。他深深震惊于伞兵惨重的伤亡数字，要知道，整个巴尔干战争，德军也不过损失了五千六百五十五人（死一千二百零六，失踪五百四十八，伤三千九百零一）。

希特勒从此失去了对伞兵的战术信心，因为他一直追求的是高速率、低伤亡的闪电式胜利--虽然他本人正在一步步的将整个国家导入一场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酷也最具毁灭性的消耗战中。

正如6月中旬，在他的东普鲁士总部为克里特岛之战的有功之士们授勋之后，他对斯图登特所说的那样：“克里特之战已证明伞兵时代的终结。它们的优势本在于出其不意。但在今天，出奇制胜的要素已不复存在了。”

对自己精心策划的胜利居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斯图登特大感苦恼，只好沮丧而意味深长的说：“克里特成了德国伞兵的坟墓。”

此后，在北非、西西里、卡西诺、诺曼底……德国伞兵仍将继续谱写新的传奇。但那只是作为一支特殊的地面部队而存在。除了例如西西里岛的普里马索尔桥之战那样的个别例外，他们不再飞翔。因为他们的翅膀已被折断。只是折断它的却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那个他们曾经宣誓，愿为之献出一切的“伟大人物”。〈完〉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第二次世界大战》[德]K·蒂佩尔斯基希著。国防大学出版社。

 [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英]利德尔-哈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4]《征服巴尔干》（第三帝国图文系列）。[美]时代生活杂志编。海南出版社。

 [5]《闪电战》[英]阿德里安·吉尔伯特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6] "第二次世界大战兵种作战系列"《空降战》。宋友杰、胡建明、王昉主编。知识出版社。                     

 [7]《希特勒的绿色魔鬼》，李秋实著。《兵器》2002年第1、2期

黑白世界中的求道者们 之

秀 哉 的 理 念

王 鼎 杰


依稀记得当年读中江兆民前辈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一个略古旧的商务版），里面论及日本历史上与现实中的诸多文化名人，因多是一笔带过，译注也就不可避免。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当村濑秀甫这个名字在54页出现时，得到的却是一个多少有些苍凉的“不详”。头几天逛书店，又见到一个更新的版本，不想竟然还是不详，那种尴尬与苍凉终于挥之不去的郁在了笔者的心间。

不过本文所要论说的，却不是这位不幸的秀甫，而是另一个人，一个身份相同，但却有着更苍凉的文化遭遇的东瀛棋手：作为末世本因坊的秀哉名人。
若在日本棋坛说起秀哉，固然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但其历史地位却不容否认，可对于国内的多数棋友而论，似乎更倾向于接受那样一个守旧、顽固、外强中干、仗势欺人、逆时代之潮流……的秀哉。或者，就乐衷于在一场简单的对手戏中，留给他一个与吴和木谷对立的“绿叶”角色，争议性反倒不多——一切倒了过来。但是，那样的一个没有争议的排比或“绿叶”，真的就是曾经活生生的存在过的末世名人吗？还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读错了？


误读的开端

顾维钧前辈晚年口述历史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国内党派间的政治斗争与国际外交混为一团，是近代中国的一大不幸。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不幸又何止于这两层关系之间的纠缠呢？

日纪大正八年（1919）十月，秀哉名人访华。无论当时还是今天看来，无疑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可也就在这次访问中，却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开端。原来，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对弈——即使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件怎样的事情，这就好比，羽根与李昌镐杀入了春兰杯决赛，希望即使在中国，也能用两面鼓的棋子对弈。换个立场讲，如果是比赛，当然以主办方说了算，但有时也未尝不可照顾一下个别棋手的特殊要求。更何况当日只是交流，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比赛？则你最多说秀哉这个人很执拗，或者还有点孤傲，不太策略的在外交场合表达了一个非外交的私人意见：我就是喜欢日本规则。但在当日，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大正八年,也就是民国八年，耶元1919年，正是中日围绕山东主权问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打的火星四溅的时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双方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不幸的是，这个对立被不当的引进了很多本不该它涉入的区域。结果，秀哉的言行，被作了很不恰当的理解。尤其在同行的濑越宪作前辈很平和的接受了中国规则的情况下，就更显得不可容忍。结果从那一刻起，中国人看秀哉就带上了一个深深的有色眼镜，而越看越扭曲。

于是，一切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起点上：因为历史经常被写错，所以才需要后人不断去重写。


一个倍受冲击的人和时代

秀哉是一个人，但无疑也象征着一个时代，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到这个时代的开启处，最贴切的形容莫过于“危机四伏”。

当德川庆喜站在国家大局的立场思虑，在尚可乾坤一掷的情况下，在那样一个武道精神横行的日本，断然丢掉一己武士的荣誉和尊严，而选择献降江户时，被历史剥夺的，当然不仅仅是庆喜和他麾下一干武士的荣誉和尊严，至少就包括了长期靠幕府禄米支撑的棋坛四家的经济基础，以及作为法体支撑的四民格局本身。但一切还只是开始。

本来阳光下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或许有千秋不朽的精神，但却不会有万世不易的制度。所以就算没有黑船开关，没有西力东渐，没有庆喜的献降江户，当四民格局本身发生危机时，所谓的四大家族还能否再像往昔那样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下去，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只不过现实更加剧了变化的速率与复杂罢了。

这样，一方面是纵向的，坊门内部固有矛盾冲突的延续；一方面是横向的，来自于那个从衣食住行到伦理价值，都莫不经历着自神武东征以降未有之巨变的时代的全面冲击。日本的围棋还能否在维新志士们用铁血浇铸的新时代中，继续作为日本人的艺术心灵的真实外延存在下去，今天可能很多人已不再置疑，但在当时，却实在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明治七年（1874），田村保寿来到了这个世界。十一岁时作为围棋神童，经人引见，与是时正另起炉灶，与中川龟三郎、小林铁次郎等共创了方圆社的村濑秀甫下了一盘让十三子局，颇得好评，于是成为方圆社的一员。与石井千治、松冈荣次郎并称方圆社三小僧。又三年，保寿入段，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一切，都在一种波澜不惊中展开。而历史却注定展示不同。

如上所述，当时的日本棋坛，一片危机四伏的景象。正统的江户四家早就日薄西山，新兴的方圆社，勃兴的表象掩不住根底的浅薄与流统的不正。这在今天或许并不如何，可在当时却至关重要，也正是坊门攻击的焦点所在。时任十七世本因坊的秀荣甚至扬言，“不灭方圆社，死不瞑目。”这样下去，必将两败俱伤。后经后藤象二郎等人的协调，坊社双方才于明治十九年达成妥协，这年七月，秀甫出任了十八世本因坊，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

可这个新时代却未免太短暂，仅仅三个月，就因为秀甫的暴卒而露逝。历史的改变，注定要由更年轻的人们来完成。本文的主角无疑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他此刻却正为转型期社会的诸多思潮所困扰。就在他十七岁那年，他不仅离开了方圆社，而且离开了围棋。他竟然准备去商海一闯，一度甚至产生了去美洲冒险的念头。确实，谁都年轻过啊。但也不知是幸与不幸，这一切终于不果。最后，他落魄在房州东福寺，前途一片灰暗。但正所谓否极泰来，他的人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一阳来复的转变。一切，从一个人的出现开始。

他叫金玉均。


被淡忘的王者

像金玉均那样的复杂人物，实在不是本文所能说清，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取陈舜臣的《大江不流》一看。这里要说的仅是，这位流亡政治家，几乎是凭着一种兔死狐悲的直觉，和对东福寺这位落魄少年棋才的惊叹，立即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挚友：十九世本因坊秀荣。于是，十八岁的保寿又成了秀荣的弟子，开始又一段黄金时期。到明治四十一年（1908），升为八段的他，终于登上了二十一世本因坊之位，易名秀哉，并于大正三年被推举为名人，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这个时期，可真是多事之秋。先是关东大地震毫不留情的荡平了四大门派仅存的物质硕果，使他们被迫接受了日本棋院的现实。接着，又有当初在与秀哉争夺掌门失势的雁金准一，聚集起在野浪人，揭竿棋正社的挑战，从而引发出自方圆社之后的又一次坊社之争。

可秀哉不是秀荣，雁金也不是秀甫。俯瞰整个大正年间的鏖战，棋正社终于没有再杀出当年方圆社的雄风，倒是名人在群雄并灭中，将坊门日渐推向一阳来复的十字街头。

综观他的早期活动，无论是明治末年的角逐本因坊，还是大正年间重竖坊门权威的群雄并扫，都是很成功的。这中间，有与石井千治十二年擂争，而最终降对手为先二的辉煌；有横灭“常胜将军”野泽竹朝，捍卫正统尊严的快心之作。但也留下了明治三十七年的“假棋事件”，和尔后坊主争夺的黑幕。暴露了名人年轻时的事功与虚荣。但人总是从年轻走向成熟的。更何况由于原始资料的欠缺，这两件事本身至今史学界也还有争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尝试着换个时空看秀哉，则如果没有黑船开关，没有西力东渐，没有……的话，站在传统的四家争雄格局上，“安内攘外”的他早已是一个堂堂的布武者了。尤其大正昭和之交力挫雁金准一的那盘杀棋之名局，更近乎中兴之誉。尤其完美的是，他还拥有一个绝佳的继承人——小岸壮二。此人曾在“时事新报棋战”中三十二连胜，才品俱佳，据说是位足以改变历史的人物。而且，此人在坊门的地位很唯一，眼瞅着曾经的内部分裂这次完全可以避免——如果历史真的可以假设的话。

但历史恰恰不容假设。命运的轮盘既已转动，秀哉就必须面对很多超出前人的命运与挑战。雁金固然已廉颇老矣，濑越也悲剧性的李广难封，中川、广濑、岩佐、野泽……就更不足以撼动坊门的阵脚。一切，都只因有了秀哉的存在。可历史终将证明，对秀哉和坊门，更深层便是一整部江户棋统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他们，而注定要由更新一辈的年轻人，借助一场叫做“新布局”的革命来掀起。那是伴随着“鬼童丸”的崛起，和天才吴少年的东渡日本，共同构成的一段棋坛神话。

而就在此前的大正十三年，才二十七岁的小岸壮二却神秘的夭折了，空留下那曾经的三十二连胜神话，令后人幽思神想，宛若暗夜中一道淡淡的流星。而他那本是优势的唯一性，此刻却成了秀哉与坊门的致命伤。环顾四周，弟子虽众，可堪重任者却已寥寥。年过半百的名人，只好抑制住丧徒的巨痛，孤身独影的去接受非坊门小字辈的挑战。今天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段悲壮而华丽的历史。



新旧之争

在那些反感秀哉的人们的心中，反对新布局无疑是他的又一大历史罪状。但正如笔者在拙文《新布局革命与革命中的新旧之争》中所揭示的那样，“新布局革命”本身是一个有着多元意义的历史事件，对革命中的“新旧之争”也不能用狭隘的二元对立史观论说。当日不赞成新布局的非止坊门，濑越前辈就是一位。可今天很少听到有人批评濑越，名人与坊门却成了众矢之的，这不是很有趣吗？

一种说法是，濑越前辈虽不赞成新布局，但却能不干涉吴少年的自由，是权威中的开明者。可名人就没有容人之雅量吗？

记得还是在清源公初到东瀛时，曾和名人下了一盘二子局。那时下手和上手对弈，第一手星位打是不被认可的一手。对此，名人当然知道，吴少年也知道。可后者却选择了开手星位打，原因安在？清源公在《中的精神》里这样说：
“如果那盘棋我输了，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后来，我创造出了“新布局”，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新布局。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那手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原来如此，而名人也能默默接受，岂非容人之雅量？更难能可贵的是，一向“不怎么表扬年轻人”的名人，终局后竟下了如是评语：“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见《天外有天》）

结果，那个晚上，桥本宇太郎做东，吴少年吃了一生中最快意的一顿面条。
而且，再联想到日后，无论是那个让名人“失去冷静”的“三三、星、天元”，还是让他非常不快的“封手制”，他不也都默然接受了吗？则清源公说“名人很了不起”，（见《中的精神》）又岂言过之辞？

关键就在，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或误读了新布局革命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对人本的回归，和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任何刻板的技术教条。即如是，就不当因技术的争论，而牵涉道德的褒贬。只要名人与坊门没有滥用权威，作非学术的高压，则前种争论，不特无害，反而有益。所以，我在论及村岛与高桥两位前辈时，才用了“时代诤友”这个名词。

或者说，新派激起了大众参与的热潮，从而彻底改观了明治以来日本棋坛的低迷走势。这从日后“花甲纪念局”与“名人引退战”的万人空巷，得到了最好的证明。而坊门则顽强的将传统棋道保留、发扬。明治以来的困局，终于打破了。

可大众却显然并未如是对待正在进行的历史。处于那个社会转型期的日本，在浮躁激进的时代风潮下，置身于不健全的媒体之中，狭隘的二元对立史观也便成了主流的归宿。一旦此种主潮形成，精英阶层中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已不足以逆转时代大势的对立，历史的误读，乃在此种对立中，向更深层的误读转进。



巅峰中的明与暗

如果时空真的可以转换，而使我们能将当年那盘震古铄今的“三三、星、天元”之局（见附图一）转换到今天举行，我想，那必是一场牵动全球棋迷的快心盛会。可置之当日，却险些成了一场近乎不幸的悲剧。

今天回忆起来，昭和八、九年的那场对决，首先当然是作为名人的花甲纪念局而存在，但同时又是早已半竹幕状态的名人，自大正十五年与雁金一战后的第一次胜负局，对手又是一个甫及弱冠的少年，而这少年又是一个异国客，而这异国又恰是当时与日本关系最紧张的中国，更不幸的是，又赶上满洲事变后，中日再度从官方到民间全面尖锐对立。加上舆论界“日支高峰对决”的鼓噪，而终于使这一盘本该成为盛会的快心之局，承载上了太多本不该它承载的重负。

“这对新闻社来讲，读者大增，自然是美事；然而对名人，对我来讲则是大伤脑筋的事。”清源公在《天外有天》中这样回忆道。

“凭心而论，吴君是很难应付的，此前，我曾与中川龟三郎、雁金准一等人有过六次一局制交锋，无论哪次都赢的很轻松，从未如此局般艰苦。何况，他还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中国国籍。虽说艺术无国界，但是对我却很难下。另外，他与木谷实研究的新布石法，向传统的布局挑战，以三三、星、天元开局，让我失去了冷静。”局后名人如是说。

但二人最终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张堪称“二十世纪第一名局”的棋谱，今天重读之下只能加倍令人慨叹—。虽说局外也有几个不和谐的音符，比如上手的打挂，比如白160。对此，笔者以为，清源公的说法不仅厚道，而且客观：

“160的确是个好着。稍微冷静的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只有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即使如此，继续下去，结果如何尚且难言。的确，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

“总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将暂停后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这盘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暂停，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专门研究对策，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前田发现，由名人打出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见《天外有天》）

其实，稍有棋力的人都知道，单一个白160并不足以构成逆转。从白160到白178，是一个极其宏大而缜密的构思，中间蕴涵的千变万化，至今仍是围棋史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技术问题之一。而且，似乎到目前也无人弈出比实战更完美的过程。而这一切，都奇迹般的发生在昭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内。难道，这也是前田的妙手？如是，谁先发现白160这个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枰默会之中，如何在不确定中将妙手进行到底。

并且直到黑棋应下177后，场外的坊门众徒也才发现白棋面临一个陷阱，若此刻白在119位愚拐外逃，则黑118夹，白135再逃，黑116尖后，将进入命令式单行道，白棋尽灭。一时群情汹涌的坊门弟子们，拿着最新研究结果，焦虑的在对局室外跪坐了黑压压的一片，以至将去洗手间的吴少年吓了一跳，只好请出当时京都围棋界的巨头，吉田操子先生出面“弹压”。当然，神游局内的名人并未出错。

于是，不仅又想起川端老师对大正十五年名人与雁金之战的追忆：“这期间日本棋院也好，棋正社也罢，他们肯定都对这盘棋积极研究，但是有没有给自己一方的统帅提供意见，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想大概是没有人从旁当参谋吧。从名人的为人来看，他自己不仅不谋求这种事，而且也不会让旁人进言的。名人的棋风，是无可非议的。”（川端康成《名人》）

白棋二目胜，这样一个结局，对当时那些多少受了媒体捉弄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说，固然是一场夹杂着狂喜与失落的喧嚣。但局内的人们，却无疑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秀哉名人本身说，能留下这样一张棋谱，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可对坊门而言，却实在只能算是一个皮洛士般的胜利。回想预选赛阶段，坊门弟子列列，最后的挑战权却在濑越宪作的两位高徒——桥本宇太郎与吴清源之间展开，本身就是对坊门的一大嘲讽。

“若小岸君在……”
或许，很多人就是在这样默默的想着吧？谁又知道呢。实际上，就在这一战后，名人邀请吴少年共游了他的新居，透露出了建立私谊的迹象。这在那个名人若天人的时代，是很不寻常的。或许，名人真的已经到了羡慕年轻人的年龄了。

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秀哉终于要作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抉择了。这个抉择，是和名人昭和十二年的引退一起作出，并注定同样震撼棋坛的大事件。可笔者并不想马上把它说出来，因为在这个决断转化为现实之前，历史注定名人还要再经受另一番考验。



樱落九重寒

无论是人，还是时代，最终都不免落下帷幕的一天，作为二十一世本因坊的秀哉名人，在经历了无数次六军万姓呼舞中，斩将夺旗的辉煌后，终于也要迎来流星划过苍穹的夜晚了。作为“名人引退局”的那一战（见附图二），无法不构起历史看客们的种种遐想，名人却似乎只想再留下一张洁净的棋谱。

棋在昭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芝公园的红叶馆开弈，对手是万马军中杀出的木谷实。年轻的挑战者坚持“封手制”，引发了很大的不快。但名人最后还是妥协了。可不快的事情，还是接踵而至，名人老了，又生在那个激烈转进的时代，或许真的越来越不象此世中人了。

十一月十八日封盘后，在川端、村岛等人的陪同下，名人去川奈转换了一下心情。一路上，名人要么恍恍惚惚，要么面无表情，直到归去的途中，偶经一个静谧的小湖时他才和川端一样，陶醉在那一瞬美的邂逅中。至于在那个晚秋的午后，六十五岁的名人，面对宁静的湖面，究竟想了些什么，终成历史的绝唱。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白120黑棋封手为止，整个棋局的进程极其快心，全不似局外的纷争。可就在三天后的十二月一日，却出现了那手近乎致命伤的黑121。

当时的形势很微妙。在左上角白棋有一个手段，即白168到黑171的先手交换。若白棋先走到这里，黑再121挤时，白62左一位做活后，黑217位再立已非先手。反过来黑先121挤，白必须后手补活，否则很难在此刻的盘上提到一个可以转换的见合点。可当棋盘还很宽阔，尤其中央的侵削已极其紧迫时，谁又会想到这个交换呢？这个时候走黑121或白168，都近乎自损一个劫材。虽不能说是缓手，可整盘棋的节调美就全被破坏了。尤其麻烦的，这一手是作为封手存在的。则这近乎打劫的一手，实则是变相“耍赖”。因为名人不得不应，等于木谷规避了封手。当然，在今天这没什么。因为今天的大部分棋手都只将围棋看作一种单纯的竞技，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中，这种“耍赖”成了一种手段，一种策略，甚至用巧了还是一种光荣。可在名人的眼里，那分明是一种侮辱，不是对他，而是对他追求一生的棋道。

他无法想象仅仅只有胜负的围棋，一如他无法想象，当时光的流水洗刷掉一切文字的粉饰，后人如何面对一张甚至连对局者的姓名都不再存有的，干净棋谱上的这个不干净的黑121。

名人终于愤怒了，但仍在隐忍，而终于在白130爆发。

本来，黑129只是个试应手，谁也没料到白棋竟会脱先。据说观战室里众人看到这一手时，莫不惊叹：“这就是战争！”于是，不该出棋的地方出棋了，不该发生战斗的地方战斗了。

樱花，在那一刻凋零。

这一手白130，不容人不想起三百多年前，设乐原上连子川畔，赤备骑兵最后的冲锋。所不同的，相对于武田小四疯狂挥舞的军扇，所留给后人的那种愤怒与怜悯，名人的白130，留下的却是一个无尽的悲壮，与近乎窒息的凄美。
名人，终于以他自己的方式，捍卫了他心中的棋道。我想，再反感秀哉的人，

看到这一手，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吧？那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棋在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时四十二分结束。黑棋五目胜。不败的名人终于在他的引退战中，沉沙折戟。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名人谢世，地点是在热海的鳞屋旅馆。就在十六日的下午，一个飞雪扬扬的日子，川端夫妇拜访了旅行中的名人夫妇。下了几盘将棋后，川端谢绝了名人共进晚餐，边吃边聊的邀请而离去。临行前，川端说，“今天太冷，就此告辞了，下次找个暖和的日子，陪您去‘重箱’或‘竹叶’吧。”可名人终于没有再等来那样一个“暖和的日子”。



名人的决断

昭和十四年六月，名人引退战半年后，秀哉逝世半年前。坊门郑重的发表了一项声明：“传统的本因坊继承流传至今，其含义已拓展成为棋界第一人者的代名词，不能再按传统的常识来确立，故决定将本因坊位让于日本棋院……”（转引自张大勇《世纪琐事》 ）

原来，这就是名人的决断。传承了近三百年的坊门世袭制，至此终结，而开出一个新闻棋战的新时代。这个声明所引发的革命实质，就算最反感秀哉的人，也无法不承认。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第一届本因坊战的产生，它间接引发了关于贴目制的空前大争论，可以说是继名人引退战上的封手制后，奠定现代围棋形体的又一件大事。

同时它汇聚起各路强豪，在平等的气氛下同台竞艺，使黑白世界的内涵外延更行丰富多彩，自由奔放。尤其可贵的是，这样一个转身，是作为权威的坊门主动作出的，这就避免了自下向上的颠覆所带来的种种后遗症，使各派力量更易于以精诚合作、公平竞争，而不是相互拆台，非法经营，去开创一个新的未来。其雅意似可直追当年德川庆喜之献降江户。

当然，富有想象力的棋友不免会问，若小岸仍在，却没有吴和木谷，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可这并非历史的实在，也就超出了史家的范畴，而更易入文学家的遐想。可纵然小岸已成昨日的绝唱，前田仍不失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以他为迹目，让出“名人”而保留“本因坊”，使坊门在新的竞争格局下，以一个群体参与新的竞争，似也不失一个好的选择。

可名人是如此的唯美，他会为黑120而愤怒，会因三三、星之后的天元而失去冷静，又怎么作出上面那样一个选择呢？对他来说，名人与本因坊不同，后者虽然悠久，但毕竟只是一门之私，而前者却是属于整个日本传统棋坛的，就像这个词的形体本身那样，是一个与江户的风韵，传统的诗心相关联的，一个唯美的存有。它当然也要建基在技术的不败之上，但更核心的还是一种境界心与人格尊严的体现。今天，很多人将“名人”与“九段”相提并论，并因之引发出对所谓“九段一人终身制”的抨击，真是也未免太不通行情了。如上述，前者是一个文化概念，而后者则纯属技术定义，只要打升段赛一路风顺，就能达到。所谓“一切的一切都依靠精打细算和规则办事。左右棋手生活的晋级，也是根据细微的分数制度，只要胜了就行。这种战术优先于一切，使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位和风趣都渐渐丧失殆尽。”（川端康成《名人》）说的就是前述差异背后的忧虑。

在新的时代里，前者生存的软环境都相继瓦解于工业文明的践踏，扭曲于霸权铁蹄的蹂躏，“名人”之让位于“九段”，也算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了。既然这样，那倒不如就让它随一个66岁的老人，一起随风而去吧！所以真的很难想象，秀哉怎样面对直至今日，“名人”仍然存在，但已沦为一个新闻棋战这样一个事实。

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唯美的审美者，樱落之后的决定。



保守和批判

以上算是对名人一生的一个扼要陈述，事实还算清晰，但理念的讨论却很繁杂。关于名人是一个文化保守的人，我想很少有人会否认。可如果本文没出大错的话，却正是这个保守的人，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一系列正面的革命性历史变化。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今天的很多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还能读懂保守的人，实在太少了。

本来，保守与批判、批评、反动一样，都只是一个中性词，本身不牵涉感性的褒贬。所谓“保守”，拆开就是“保护”与“坚守”。不良的东西固然可以“抱残守缺”，好的东西又何尝不能“择善固执”呢？

孔子说，“予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夫子将“立”作为其“志于学”之后达到的第一个境界，是很让人深思的。所谓“立”，最浅显的理解就是“站起来”。像婴儿的学步，那是生理上的立。而夫子说的，是人生的“立”。“立”就是不借他力，而能有所本，有所守，有所忍与不忍，弃与不弃。而不如醉汉般扶到东来倒向西。如是，他就不再是一具空空的臭皮囊，而是有其真的性情、品味与灵魂，纵一字不识犹做一堂堂大丈夫的真人。像孔子，像释迦，像耶稣，像凡高、毕加索，像钱穆、牟宗三。

而这一切力量的泉源正来自于真的文化保守，来自于对真理的坚持，对经典的喜爱，对理念的执著。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喜而固执之者也。”今天的中国，在工业文明的扩张里，在红灯绿酒的折影中，还能再择善固执，说出“青灯孤影，皓首穷经”的人，究有几位？！

讲的再通俗一点，像染发。今天很多年青人喜欢染发。既然老年人可以将白发染黑以表达一种青春的怀念，年轻人出于自身的审美追求，将头发异色，也未尝不可，第一个把头发染黄的非黄发人，或第一个把头发染黑的非黑发人，就有追求美的勇气，又不失其个性化的审美观，若结果又很得当，让人与己都很愉悦，而非东施效颦，那就更多了一份对美的独特见解。可后来的追随者显然就不能同日而语，但若合适，仍不失一种有益的借鉴。到商业炒作，偶像迷恋，盲目跟风，以至满街异色，却又所以不明，大煞风景的时候。我想，那决不是“美”，也没有资格称“酷”，更谈不上“立”，而正是现代人文化软骨症的一种真切表现。

终究人不当等同于那个掰玉米的狗熊，总以前一个的丧失换取新一个的存有。所谓“大贤不失赤子之心”，揭示的正是一条相互抱容中前进的求道之途。一个人，若成了年还只有赤子之心，那是弱智；但若成了年而失了赤子之心，同样是一个残缺的人生。这是我们的祖先上千年前的教诲，今天还有几人记得，几人力行？

可天地时势又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月印万川，理一分殊”，“择善固执”可以给你一个真善美的本源，但如何在变幻的时势中，具体的体现出来，显然又是一回事。所以孔子才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水，实质是精进与轻灵。山，就是孙子“不动如山”的山，实质是一种承载和厚重。扩展出去，就是传统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超凡思想。阴，就是“地势坤”，扩展成“君子以厚德载物”；阳，就是“天行健”，扩展成“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又必合而为一，始可称道。个中三味，至可深品。

这样，“保守”就有了一个协调面。这个协调面，不是一般人意想中的“激进”或“革命”，而应是鲁迅心中的“批判”。真的批判群体，用鲁迅的话说，他们“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不过，孤独的呐喊，凄凉的彷徨，有破无立的革命，加速毁灭的激进……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几个正常人会喜欢这种人生。就算鲁迅的“匕首”与“投枪”，也要建基于钱宾四的素书楼与周止堂的苦雨斋之上，才能产生出更恒久的历史力量。一如前者也必有了后者的针砭呼应，才能避免抱残守缺的尴尬，而散发出更悠远的芬芳。

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有了真的文化保守者，始有所守，有所止，有所立，有其真的灵魂，品味与性情。而也必同时有了真的批判群体，也才能有所进，有所取，有所达，有其真的维新、发展和飞升。这里，虽然免不了也有很多技术的摩擦，乃至人身的碰撞，但明天的希望，也正在这良性的摩擦中孕育，和谐的碰撞中成长。正是有了他们的共同努力，也才有了在“天行健”中，“不失赤子之心”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可能。不然，长此以往，中国人还叫中国人，日本人还叫日本人吗？

有了这样的一番认识，再看秀哉，就豁然开朗了。



棋坛天与地

纵观秀哉名人的一生，从作为“方圆社三小僧”之一的天才棋童，到房州东福寺的落魄少年；从转入坊门的田村保寿，到群雄横扫的不败名人；再从新布局革命的新旧之争中的重大一极，到让出本因坊的石破天惊中的末世王者。很多人会觉得那很难被想象成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这或许正应了那句“天行健，君子自强以不息”。但你若因之把名人看作一个善变的人，却与将名人看作抱残守缺的象征同样不妥。因为在上述那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外表下，仍有一个一贯终始的不变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对唯美的追求，对棋道的枯守，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爱，以及从此深爱中生发的一连串反思、呵护、腾挪乃至不是革命的革命。

数十年前，徐复观前辈曾慨叹，“有思考力的人，是在时代中看出问题，解决问题。没有思考力的人，便只能在时代中争新旧，抢噱头。现在是以‘新旧’代替‘思想’的时代。这或许也正是现在危机一种表现。”（《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文化与人生·思想与时代》，湖北人民出版社）秀哉名人生在那样一个以肤浅的“新旧之争”代替思想实质的时代，就其个人的历史定评而言，近似一个不幸。可就历史本身的展开言，有了名人，才正构成了那个时代日本棋坛的大幸。

围棋既然兼有技术与艺术两个层面，则也就同时兼有了动和静两个方面。技术与体制永远是变动的，但又很容易在某一个时期达成一种相对的发展极限，这时，棋手们对读棋大略取一种共性的认同，风格也较易定于一尊。时日久长，自难免抱残守缺，但同时也是一种力量的积蓄，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转型。但转的也只能是技术与体制。而不可能是文化的与艺术的核心理念，至多给后者换一种表现方式而已。

而日本围棋的幸运正在于，既有了江户三百年的传承厚积，又有了新布局革命的洗礼，

而且革命中的新旧双方，都能恪守学术争鸣的风度，而互不否认对方的风雅，日本传统的武道精神，终于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良性的发阐，而突破具体人事的冲突，让新旧双方共同将日本围棋从危机四伏的明昭时代，过渡到了群星争辉的昭和岁月，用各自的理念共同构成了大正昭和棋坛的瑰丽的天地，一个不可分割的天与地。

一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坊门早已与名人一起化为历史的飞烟，今天的日本棋坛，也不复存在江户的门阀贵胄。可尊老爱幼，贤贤亲亲，追求有味道的人生，而又不损害人生大群的追求，以及此追求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不仍然是东亚日渐一阳来复的核心理念吗？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甚至就连越南那样的国家，现在不也再度恢复了以孔圣诞辰作为教师节的传统吗？这是一个大势。

体现在黑白世界中，后辈给长辈擦棋盘，长辈父母般呵护后进，仍然是一种正常的存有，而非变态的狂想。名人、棋圣、本因坊，今天虽然已成为新闻棋战，但其中蕴涵的文化内质，仍为中韩同等棋战所不及。所以当某位记者欲用棋盘作垫，让王立诚签名时，王九段才会平淡可却认真的说，棋盘是神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名人给三百年坊门传统，以及一整部日本传统围棋文化划下的，不是分号，也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号。

据说，当年皮洛士在撤出罗马时，曾感叹：“神，看我给罗马与迦太基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战场啊。”则名人完全也可以默默的祈祷：“神啊，看我给吴与木谷开启了怎样瑰丽的一个空间啊。”可是，今天又有多少国人还在这样品读这段异国的历史呢？而且，联想到现实，秀哉之后有吴清源，可吴清源之后，却终于至今再没出现又一个名人式的人物。这真是又一种无奈了。

于是不免又想到，如果若干年后，又有一位若中江兆民的作者，也写了一本书，里面也像开篇提及村濑秀甫那样提到田村保寿或秀哉名人时，是否在汉译时，也同样会落个“不详”的按语呢？但转念又一想，像名人那样的前辈，又怎么会计较这些呢？所以还是川端老师说的好：

“他是很寂寞的。唉，不过，他总是这个样子的啊。”

欢迎来到草堂!  

真诚的欢迎您!

请留下墨宝丹青吧!

始建

不悟の堂

纪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