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兵先戒”的国防观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著名军事理论家钮先钟先生对这一节曾作如下评论：

孙子未作“富国强兵”之论，而孔子则有“足食足兵”之言。这似乎显示孔子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孙子较为宽广。尤其是“足”字更含深意。孔子似乎认为国家的军事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宜过度发展，只应以足够保护国家安全，增进人民福祉为限度，若过度扩张则反而有害无益。这的确是高见而为后人所不及，以战略观点来看，这个“足”字似与197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家所主张的“足量”（suffiency）观念所具有同样的意义。[①]

钮先生这里特别强调了“足”字，可谓切题。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学者是在核子武器出现，战争双方面临互相毁灭的难局后，才迫不得已反向求解，由追求无限火力转而思考“足量”问题。而在漫长的常规战争时代，西方兵学界是缺乏“足量”观念的，所以非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始逼出富勒将军的一番深刻反思：

……战争对于政治家的关系，就正好像手术刀之于外科医师一样。不管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若政治家的目的是纯粹毁灭性的，那么军人的行动就与屠夫并无区别了。但假使说政治家的目的是建设性的和治疗性的，则军人的行动就应该是和外科医生一样。由于丧失了机会或误解，或者是缺乏知识和技术，一个外科手术也可能会失败，但若是以屠夫的目标来当作外科医师的目标，那却是非失败不可，而毫无其他的可能性。[②]

这番宏论，对西洋兵学界无疑是个新观念，但若听众为中国传统之士，反可报一个会心的莞尔。

如果说两个“必不得已”反向表述了孔子对“食”与“兵”的高度重视。“信”的理念的注入，则再次强调了传统中国治国的最高境界，不在竞争与斗争，而在对二者的消弭与转化。所以传统中国才能既不走上军国主义的途径，而又能于温情礼乐的同时不失其雄浑刚健。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个“足兵”的过程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更非可以“临时抱佛脚”的。正如英国皇家海军的信条所展示的那样，一艘主力舰从设计到形成战斗力，至少十年；而海军精神的形成，则至少一百年。所以孔子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同时，从战争史的视角看，春秋又正是国史中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转折期，虽然其时的战争形态仍有很大程度的贵族性，但一国一家的安危存亡，已不再取决于少数人的骑士式对决，而越发突显团队精神与民众素质的重要了。所以当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时，（同上）就已经开启了下一个层面的检讨了。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七年”，钱宾四先生解为：“古人约言数字，常举奇数，如一三五七九是也。三载考绩，七年已逾再考，此乃言其久。”[③]实质仍在于从自信中体现了孔子对武备的重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向来多解。孟子有言：“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章句下》）朱子注作：“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四书章句集注》）钱宾四先生解作：“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④]李泽厚均不从，再转换视角解作：“不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叫做抛弃他们。”[⑤]这里，孟子的视角重在民本，朱子的视角重在邦国之兴亡，钱氏与孟子同，李氏则显在强调“国防普及”。虽视角各不相同，但本质并不矛盾。表现的仍不出前述一番“慎战”观下，对武备的密切关注。说的更“现代”一些，也就是前述国防观的教育化与普及化。殊不同于后世腐儒们的谬论。按钮氏的认识，这正是孔子思想中又一个“孙子所不及”的特点，因为“孙子虽然也重视部队的训练，但对于全面国防教育则未能像孔子这样的重视。”[⑥]

这一切的实践显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现实世界中的暴力威胁却随时可能降临。所以孔子才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又说：

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这就要求国家战略：
一、要有前瞻性；
二、要持之以恒；
三、切忌急功近利与好大喜功。

这个思想发展到曾参的门人吴起，就有了如下一番宏论：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持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吴子·图国》）

所以明主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同上）在方法论上强调“以治为胜”和“教戎为先”。（《吴子·治兵》）这里的“治”与“教”，无疑颇能体现孔子的武备理念，升华之后就有了那句“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的战略黄金律。（《吴子·料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中的“教”是应该同时包含了文教与武教的。直到近世西力东渐，曾文正答慈禧问，说：“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的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⑦]也还是没出这个范畴。

总结

综上所述，孔子的武道世界本着“慎战”的战争观，以“仁智勇艺合一”的武德精神，去践行其“足兵”和“远虑先戒”的国家战略，对中华传统武道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元理论的内省可以不涉及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但正如《周易》“系词上传”中所云：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儒家本着“一个世界”的内向超越，作“修齐治平”的同心圆扩散，则其一切元理论，无论文德武道，最终都是要走出纯学理的象牙塔，去“举而措之天下”的。这就要求加入历史的观察法，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知识、民众基础，分析其外向的践行与流变。而不同元理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激荡也绝不能忽视。如此举凡：孔子思想与孙吴思想对传统武道精神的交互影响，此等武道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的“外用”演进，两宋之后衰颓的外力与内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武道精神的艰难转进，近世中日武道精神及其实践个案的对比研究……都不仅仅只是历史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学理问题，而更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导向”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雄汉盛唐的辉煌后，自两宋以降，直至晚清海通前夜，伴随着近世市井文化的泛滥，君主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得君行道”思潮的低落，在“内圣”一面艰难转进于乾嘉考据的“故纸堆”中的同时，“外王”的一面已先发生一个不良的崎变，相伴生的就是武道精神的衰颓。尤其不幸的是，中华文明正在此时遭遇了以工业革命的成功为基础的西方列强的霸权侵略。军事的连续失败暴露出政治与经济的落伍，但也不幸引发了激进思潮的空前泛滥。体现在思想领域，就是文化虚无主义的一度甚嚣尘上。[⑧]结果就是中华文明的空前大断裂。而儒家思想更作为众矢之的而跌入了三千年来的最低潮，甚至一度被作为“愚昧”“野蛮”“封闭”“落后”的代名词，而倍受各种“非学术性力量”的摧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渐有“一阳来复”的新趋向，因为历史的演进已渐渐证明，自绝于传统的现代化，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这就预示着，在经历了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失序之后，我们将再一次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一次新的统合。在吸收新的文化内容的同时，本着批判而非谩骂，建设而非破坏的态度，将传统文化作全新的阐发。但这只是我们片面的理想，环顾今天的国际环境，“圣战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尘接而起；跨国贩毒，环境污染，全球性恐怖袭击……也正日益构成困扰人类的全球性人道灾难新课题。正由于此，当我们在新时代阐发中华文化重建的新景象时，自然要以文德的重建为核心，但传统武道精神的创造转化同样刻不容缓。因为这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段内的现实挑战。以此论之，本文的草创仅是更多问题的开启。而其解决则有赖于中华学人的群策群力，庶几以达夫子的“守先待后，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钱穆《孔子传》，[K]。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年。
[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B]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
[4]司马迁《史记》，[K]。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四书五经》，[K]。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K]。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中国兵家经典释注丛书》，[E]。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8]《诸子集成》，[B]。长沙：岳麓书院出版社，1996年。